導語：我們必將兌現我們對世界的承諾，提前完成“30·60”雙碳目標，但肯定需要付出艱苦努力克服特殊困難。雙碳目標將是中國鳳凰涅槃的一次華麗轉身，將是我們對世界可持續發展的巨大貢獻，將立足并服務于中國自身，但也會積極汲取世界各國的技術、經驗與教訓，并反哺于世界，特別是占絕大多數的發展中經濟體。

經濟學家圈近期采訪了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國際能源戰略研究中心主任許勤華。

以下為采訪全文：

經濟學家圈：您怎么理解碳達峰碳中和？您認為我國有可能提前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嗎？

許勤華：為了應對日益嚴峻的氣候危機，順應全球綠色發展大勢，特別是深化后疫情時代綠色轉型，塑造未來全球秩序，各主要經濟體紛紛采取一系列應對措施，集中體現在當前碳中和進程中。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定義，碳中和（Carbon Neutrality）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人為二氧化碳移除在全球范圍內抵消人為二氧化碳排放。碳中和不僅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主要愿景，而且已經成為全球氣候治理的一個核心指標，用以表明一個國家、地區、城市或企業是否致力于實現《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碳中和是碳排放與碳去除達到平衡的一個狀態，碳達峰是指二氧化碳年總量的排放在某一個時期達到歷史最高值之后逐步降低，是實現碳中和的一個必要過程。總體而言碳達峰與碳中和就是一個通過轉變目前的經濟發展方式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降低整體碳排放總量，從而實現低碳綠色可持續發展的概念。

全球氣候治理實際上是全球從過去依賴化石能源轉向綠色發展，但是過程的艱難性和長期性也是各方的共同認識。盡管全球可再生能源大幅增長，但全球碳排放總量趨勢仍在上升（2020年全球碳排放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較大幅下降），2019年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包括土地利用變化）達到了591億噸二氧化碳當量（GtCO2e）的歷史新高。這要求國際社會必須全面采取更大力度的行動，加快全球性碳達峰、碳中和進程。

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變局當中，全球秩序已經進入動蕩調整期。在后疫情時代，大國競合和地緣政治呈現更加復雜的態勢。在上述大背景下，碳中和議題已經成為一個復雜的綜合性問題，涉及到經濟、環境、社會和國際合作等多領域，涉及到國內、區域和全球等多維度，涉及到國際組織、國家和次國家行為體等多級主體。《巴黎協定》被廣泛認為是史無前例的全球行動框架。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巴黎協定》通過五周年之際，一場前程遠大的碳中和運動正在全球興起，并呈現出大國和主要經濟體引領碳中和的特征。全球溫室氣體占比超過65%和世界經濟占比超過70%的國家將作出承諾：到本世紀中葉實現碳中和。根據Net Zero Tracker網站統計，全球已經有南美洲的蘇里南、亞洲的不丹已經實現了國家碳中和。2021年4月19日，美國與主要經濟體領導人召開氣候變化領導人峰會，增強了全球共同落實《巴黎協定》的決心和碳中和進程，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的國際顯示度更加強烈。全球碳中和將需要所有國家，特別是主要經濟體采取更具雄心的行動。近年來氣候政治發生了兩個根本轉變：第一個轉變在于人們越來越意識到有力地應對氣候變化需要進行深刻的社會變革；第二個轉變在于人們更深刻地認識到如果不進行變革將會付出災難性代價。

后《巴黎協定》時代碳中和將是一場全球范圍內的經濟、環境與社會的全面變革，事關各國永續發展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氣候變化問題歸根結底是發展與治理問題。《巴黎協定》展示了各國對發展低碳綠色經濟的明確承諾，并向世界發出了清晰而強烈的信號：走低碳綠色發展之路是人類未來發展的選擇。[]碳中和進程要求各國處理好發展和減排、本國與世界的氣候治理關系，同時也是一場新舊發展動力、新舊發展關系、新舊發展秩序等的深刻較量，而加快形成適應碳中和要求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和國際合作方式是全球氣候治理的現實要求。

2020年9月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中國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2021年3月份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未來中國在碳中和的總投入將超過100萬億人民幣。根據《新時代的中國能源發展》白皮書數據顯示，我國2020年碳減排量相比2005年下降了48.1%。不僅兌現了此前的碳減排承諾，還超過了原定下降40%—45%的目標。根據我國政府實現碳達峰與碳中和的承諾和決心、相關的措施及達成效果來看，我國提前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是可能的。

經濟學家圈：我國實現碳中和碳達峰目標對經濟短期和長期的影響？

許勤華：邁向碳中和這一全球性共同目標下，各主要經濟體不僅要以降碳為重點方向發展，而且要實現經濟社會的全面綠色轉型，牽動全球秩序的再塑造。隨著以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和污染危機等多重疊加的全球環境問題的加劇，氣候問題日益成為全球發展治理的核心議題，并與大國合作、競爭相融合，塑造全球氣候治理秩序。氣候變化危機不斷凸顯背景下，應對氣候變化也從外部要求變成了內部發展自主訴求，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進程下和綠色低碳發展的經濟體系建構過程中，各主要經濟體重視發揮碳中和的導向作用，培育經濟社會新的增長點，從而實質性形成了氣候變化發展共同訴求和共同體，成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路徑選擇。

在碳達峰與碳中和的壓力下，我國很多傳統產業會迎來深刻變化。短期來看，我國的能源消費結構、產業結構都會得到調整。比如化石燃料消費方面，根據世界資源研究所（WRI）2017年的數據，發電與供熱行業占我國總碳排放量的41.6%，國際能源署（IEA）預測，在2050年，全球電力消費會繼續增加到現在的2.5倍。但是為了實現碳達峰與碳中和的目標，我國提出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25%左右。這就意味著在未來一段時間，我國會大幅減少化石燃料的利用，重視低碳電力，發展光伏發電與風力發電產業。

長期來看，碳中和目標的實現不僅僅是能源結構的調整、產業結構與技術結構的改變。實現低碳目標有一個龐大復雜的產業鏈，包括了能源行業、農業生產、交通、材料生產與運輸等。這將會催生與擴展低碳商品市場，逐漸以科技經濟導向，通過科技幫助實現低碳經濟。而碳交易也將得到重視，中國會進一步活躍碳交易市場，鼓勵促進企業的低碳行為。除了供給側，消費側在雙碳目標指引下，消費方式如集中式到分布式，挾裹商業模式如從智能式到智慧式的全然改變，這是從行為偏好上，心理選擇上來說的影響，

短時間對經濟的影響是直接的、巨大的、根本性的；長時間對經濟的影響是綜合的、持久的、更迭性的。

經濟學家圈：能源、建筑行業等高耗能行業碳達峰、碳中和實現路徑？這些重點行業如何把握機遇？能源數字化能否助力？

許勤華：（1）能源領域。當前，能源投入結構的調整在減排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從最終需求來看，未來經濟增長、產業升級帶來的能源消耗是不確定的，比如5G的能耗、電耗可能更高，針對于需求側的作用效果并不確定，所以從能源投入側入手效果可能更好一些。

在能源領域，電力部門的碳中和可能早于其他部門的實現，路徑就是電力行業零碳化，其他行業電氣化，所以電力部門的作用是十分關鍵的。今年3月15日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九次會議首次提出要構建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從2020年我國各類機組裝機比例來看，火電占比57%，太陽能和風電合計占比24%，而從發電量來看，太陽能和風電合計不到10%，這是因為太陽能和風電利用小時數較少，因此發電貢獻比例低于裝機比例。到2060年，我國新增電力系統結構中太陽能占比一半，風電占比30%，而火電則要降至3%-4%。

（2）建材行業。國家和行業積極推進節能減排，技術進步、產業結構調整和能源結構優化等效果顯現，建材行業碳排放2014年以后基本維持在14.8億噸以下波動，但建材行業實現碳達峰、碳中和仍面臨重重關卡，未來應設定科學碳減排路徑，制定碳達峰路線圖；加大科技投入，加強減碳技術的研發及應用推廣；積極探索碳核查方法、碳捕集、利用與封存技術，做好商業轉化研究；相關企業要積極參與碳交易。

碳達峰、碳中和政策推動下，建材企業將迎來新機遇，也對企業提出更高要求。建材企業要應用新技術新設備提高節能減排水平，優化資源配置，促進資源循環利用。企業間加快聯合重組，加強資本、產能、技術等方面的合作，提升行業集中度，發揮規模效益，優化市場布局。

（3）能源數字化。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加速興起，“大云物智移鏈”等數字化技術與能源產業有機相融，成為引領能源產業變革、實現創新驅動發展的源動力，如AI+資源采掘業，又如區塊鏈技術的使用等。能源和資源數字化后，將得以智能化分配，并明確如何能夠在合適的時間、合適的地點以最低的成本提供能源，效率得到大幅提升。

根據IEA《數字化和能源》預測，數字技術的大規模應用將使油氣生產成本減少10%～20%，使全球油氣技術可采儲量提高5%，頁巖氣有望獲得最大收益。僅在歐盟，增加存儲和數字化需求響應就可以在2040年將太陽能光伏發電和風力發電的棄電率從7%降至1.6%，從而到2040年避免3000萬噸二氧化碳排放。與此同時，數字化還可以使碳捕獲和儲存等特定的清潔能源技術受益。數字化應用的普及將有助于進一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實現2050年凈零排放的碳中和目標。

經濟學家圈：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下煤炭轉型面臨哪些嚴峻考驗？

許勤華：在2021年5月的國際能源署（IEA）新發布的“《2050年凈零排放：全球能源行業路線圖》（Net Zero by 2050，A Roadmap for the Global Energy Sector）”報告里提出的全球碳中和路線圖中一個很重要的步驟就是需要全球在2021年底前需要停止所有新的煤炭項目的投資。煤炭作為碳排放量最高的能源，減少其使用是達到碳中和的必經之路。作為煤炭開采、投資和使用的全球第一大國，中國對如何停止煤炭投資面臨著巨大的壓力。2020年一季度，中國國內通過審批的煤礦項目超過2018年和2019年項目的總和。2020年，中國也是G20國家里面唯一一個在煤炭投資里有巨額的增長的國家，占了全球煤炭挖掘的53%。

減少煤炭消費同時保持能源供給安全以支持經濟的持續增長是中國實現能源轉型的挑戰之一，而逐步減少煤炭的第一步是要確保新能源發電的穩定性，能代替化石能源成為基礎電力。作為全球最大的煤炭消費國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中國在尋求持續、穩定經濟增長的同時，也要尋找更多機會、盡早啟動碳中和實施計劃和戰略，加大對各種低碳技術的投資，使能源、交通、工業和建筑等部門在未來30-40年實現徹底轉型。

IEA的報告從2017年“全球進入”天然氣黃金時代等研究結論到今年的煤炭投資的終結論，反映了全世界對進一步推進能源低碳轉型的期許，但對中國而言，煤炭業能否轉型成功，是雙碳目標實現的關鍵之一，這是中國人的自我鳳凰涅槃，但必須清楚存量和增量能源投資種類的區別，打好基礎才能轉型成功。

經濟學家圈：實現碳中和還需要哪些創新技術？氫氣儲存難的問題還需要怎么突破？

許勤華：創新技術是實現碳中和目標的重要保障。我國碳中和目標距離2030年碳達峰約有30年，遠少于歐美，這意味著我們要用比發達國家60-80年更短的時間來完成深度減排。這一過程中技術將發揮著不可替代的支撐作用。

碳中和技術分為兩個大類，低碳/零碳技術和負排放技術。

第一類是以降低碳排放強度或者以零碳排放為特征的技術，目的在于盡可能減少我們產生的碳排放量；第二類則是通過捕獲、封存等手段來減少已經產生的碳排放量。減少產生量、清除多余存量，這就是實現“中和”的最底層技術邏輯。在這個邏輯的基礎上，就可以理解，在不同發展階段，由于碳排放特征和減排目標不同，我們需要的創新技術存在差異。最高境界是總碳中和，那意味著可再生能王者榮耀的階段。

在達峰期，我們的主要目標是在兼顧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實現高質量碳達峰。因此在這一階段，我們更需要進一步釋放高能效循環利用技術、清潔能源技術等低碳/零碳技術的潛力。隨著發展的不斷深入，碳排放顯著降低，低碳/零碳技術對于碳中和的邊際貢獻會逐漸變小，并且相關研究表明，15%的能源消費碳排放無法減少。此時就更需要負排放技術的突破、規模化推廣與應用，包括農林碳匯、碳捕集、利用與封存（CCUS）和直接空氣碳捕獲（DAC）等技術。

氫氣主要指氫能的利用，其儲運是全世界特別是我國氫能產業鏈的關鍵環節。與氣態儲氫和固態儲氫相比，液氫儲運具有純度高、遠距離運輸成本低等優勢，是我們目前更關注的突破方向。而液氫長時間無損儲存需要突破兩方面的關鍵技術，即正仲氫的高效轉化和液氫儲罐絕熱性能的提升。因此技術需要有突破期。以天然氣為原料的氫能是當前操作性較高一類，不僅因為天然氣本身的可利用度極高，現在對天然氣轉化形態的能源利用只達到了其一半，許多還待開發，氫能就是之一。還因為天然氣本生的儲運便捷，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氫能本身儲運難的問題。

經濟學家圈：企業紛紛跨界造新能源汽車怎么看？新能源汽車加速市場化會不會造成產能過剩等問題？

許勤華：國家曾指出，發展新能源汽車是我國從汽車大國邁向汽車強國的必由之路。

首先看一下我們新能源汽車市場的現狀。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公布的最新統計數據，截至2021年5月底，我國新能源汽車保有量約580萬輛，約占全球新能源汽車總量的50%；此外，華為、小米、百度等實力雄厚的企業也紛紛跨界進入新能源行業，新能源汽車發展勢頭強勁。但2020年以來，我們持續多年新能源汽車產銷量全球領先的狀態也遇到了較為嚴峻的挑戰，例如2020年上半年我國新能源汽車銷量下降44%，同期歐洲卻上升50%，達到40萬輛，超過中國。

不少企業跨界造新能源汽車，一方面釋放出“新能源汽車行業值得投入、加大投入”的信號，堅定了市場信心；另一方面也發揮了“鯰魚效應”，促進了新能源汽車商業模式的創新和推廣。但與此同時，企業不斷涌入使得產業環境更為復雜，也加大了產業監管和持續健康發展的難度。

至于新能源汽車市場化問題，在此借用國家信息中心經濟咨詢中心副主任李偉利分享的3個觀點：（1）我國新能源汽車目前仍然處于政策驅動為主的階段，市場化程度依然比較低；（2）政策性市場有規模上限，新能源汽車要實現持續快速發展，必須依靠非政策性市場；（3）非政策性市場必須依靠市場力量來驅動，靠技術進步、靠性價比提升，但中期仍需要因勢利導的政策。

從我國新能源汽車的發展史而言，雙碳目標出來后，新能源市場才真正揭開開了其市場化的序幕，市場參與者必須足夠的多，才能得到充分競爭，觸發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由看不見的手，不斷平衡供給與需求，而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是用來監管這只看不見的手。

經濟學家圈：全國碳市場即將上線，為何要建設統一的全國碳交易市場？碳價格如何定？其他行業納入還有多遠？對中國未來碳市場的展望？中國是否可分行業同時適用碳稅和碳市場？

許勤華：碳交易市場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有效經濟手段，但需要行政手段的輔助，建立碳市場法律法規，加強碳市場監督管理，協調碳交易的多方利益體，將“無形的手”和“有形的手”相結合發揮碳交易市場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行動中的重要作用。

碳價格指碳交易價格，中國區域碳排放交易市場發展仍處于初級階段，其碳價格受碳交易額度、國外碳交易價格、政府限價、國內外經濟環境、能源價格、天氣氣候等因素的影響。《碳排放權交易管理暫行條例（草案修改稿）》明確了全國碳排放交易將采取“總量與交易”（Cap-and-Trade）的機制進行；交易的主要產品為碳排放配額，后期將適時增加其他交易產品。隨著市場的成熟，將逐步形成以碳排放配額為核心的多種現貨及期貨交易的碳交易市場；對于碳排放配額的分配，采取“免費+有償”相結合的方式，且有償分配的比例將逐步擴大。目前中國的碳價格低于有著成熟碳交易市場的歐盟。

根據政府的設計，碳交易市場將在深化完善階段嘗試納入其他行業。根據《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建設方案（發電行業）》，目前中國全國碳市場建設包括三個階段：2018年為基礎建設期，2019年為模擬運行期，2019年后為深化完善期，即10年左右的發展逐步成熟階段，發電行業交易主體間開展配額現貨交易、逐步擴大覆蓋范圍、豐富交易品種與方式，并盡早完成國家核證自愿減排量（CCER，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的納入。2030年開始計劃進入碳交易市場的成熟運行階段，那時將進一步提高初始配額的有償分配比例，進一步增強碳金融產品的種類、市場規模等，加大國際合作的深度與廣度。生態環境部應對氣候變化司司長李高曾表示“十四五”期間要加快納入其他重點，包括鋼鐵、水泥、化工、電解鋁等七八個重點能源消耗行業。

隨著《碳排放權交易管理辦法（試行）》和《碳排放權交易管理暫行條例（草案修改稿）》的頒布，中國將逐步建立目標明晰、權責清晰、機制明確并鼓勵自愿減排的碳交易體系。未來中國碳交易市場將逐步覆蓋更多行業、逐步提高有償配額的比例，并逐步豐富交易產品、完善交易機制，中國碳排放交易的價格有較大的增長空間。

考慮到溫室氣體減排的緊迫性，分行業、分階段采用碳稅、碳市場政策是合理的。從電力行業角度出發，短期采用碳稅政策促進行業技術結構調整，長期佐以碳市場政策以實現可持續清潔發展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是有效且適宜的。碳稅和碳市場政策并非對立關系，如何在不同行業、不同階段間協調兩者關系實現政策平穩過渡相信將是政府接下來的努力方向。

經濟學家圈：國內“30·60”目標的提出將對企業和金融機構產生的影響？綠色金融如何進一步助力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面對“碳中和”機遇，銀行業、保險業新舊動能轉換有何良方？

許勤華：“30·60”目標指我國二氧化碳排放力爭2030年前達到峰值，力爭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30·60”目標將使得企業在自身經濟行為中考慮綠色因素，承擔相應的社會環境責任，金融機構將則碳排放納入評價體系，建立綠色金融體系，開發綠色金融產品，在市場作用下引導企業實現技術進步和結構轉型，走綠色發展道路，把握發展新機遇。因此，金融機構起著指揮棒的作用。

發展綠色金融是新時期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重要政策工具。助力“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綠色金融可以從建立綠色金融標準體系、披露金融機構環境信息等方面入手，加快形成有利于碳減排的體制機制，支持可再生能源、綠色建筑、清潔交通等領域創新發展。2016年以來，中國在綠色金融標準體系、綠色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綠色金融產品創新體系、綠色激勵約束機制等方面的工作取得明顯進展。2017年12月中英金融機構氣候與環境信息披露試點啟動，工商銀行與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組織（UNPRI）分別擔任中方及英方試點牽頭機構，組織推動試點金融機構根據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工作組（TCFD）氣候信息披露框架進行環境信息披露。3年來，試點取得積極進展，中方參與機構已增至15家，覆蓋銀行、證券、保險等多種金融業態，形成了可復制、可推廣的有益經驗。金融行業的環境信息披露有效解決了綠色項目識別問題，降低了綠色金融市場的信息不對稱性，擴大了綠色金融服務的范圍和覆蓋面。

面對“碳中和”機遇，可持續保險和負責任投資是銀行業、保險業新舊動能轉換良方。可持續保險涉及保險價值創造、風險治理以及資源配置的效率，它將保險和可持續發展結合在一起，旨在將保險引入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話題，如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巨災保險、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公共責任保險等，以促進全社會對環境、社會和治理問題的普遍行動。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巨大投資無法只依靠政府，需要大量市場資金的推動，這對完善的綠色金融政策體系提出了要求。負責任投資是將企業環境、社會和治理問題（ESG）納入投資分析決策與實踐，以市場手段推動溫室氣體減排、實現“雙碳”目標。

經濟學家圈：在3060目標下如何推進一帶一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和實現碳減排方面有哪些建議？

許勤華：我認為，在3060目標下要通過突出“綠色”來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也就是要構建“綠色一帶一路”、綠色絲綢之路，綠色是一帶一路的底色。總的指導方針是生態文明建設思想。

建議呢，我認為具體有兩個方面。首先，要以綠色科學和綠色技術作為主要的抓手，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綠色發展能力建設，這個方面具體來說的話，其一是加強綠色低碳發展頂層設計和制度規劃，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和實現碳減排方面的建設提供案例性理論政策和制度指導；其二是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和實現碳減排方面提供產業轉型動能；其三是推動綠色低碳科學技術創新，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和實現碳減排方面提供前沿技術支持。

其次，要以積極開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作為主要的實踐手段，這個方面具體來說的話，其一是完善多樣化、高效率的綠色低碳國際合作平臺；其二是開拓包括金融、技術、貿易在內的全方位綠色低碳全球合作領域；其三是構建從高層到民間的多層次綠色低碳全球合作模式。例如，在2021年6月23日“一帶一路”亞太區域國際合作高級別會議期間，部分“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共同發起“一帶一路”綠色發展伙伴關系倡議，齊心協力，支持綠色低碳發展，包括落實氣候變化《巴黎協定》和分享最佳實踐。共同促進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

只有把這兩點做好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和實現碳減排的能力才能上去，“綠色一帶一路”也會在這么樣的一個過程中持續得到推進。

經濟學家圈：關于綠色經濟，世界經濟發展，未來實現碳中和有哪些方式可以分享？

許勤華：在綠色經濟方面，在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目標的背景下，綠色經濟發展越來越成為主流。在推動綠色經濟發展上，其一，應加大政策和財政的支持力度，讓創業的焦點聚集到這個上面，隨之企業多了，競爭起來了，供給端的水平自然而然地就上來了；其二，要把傳媒工具利用起來，合理塑造輿論熱點，提高民間對于綠色經濟的關注度，關注度高了，需求也就大了。

在世界經濟發展方面，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各國的經濟都遭到了嚴重打擊，世界范圍內實現正增長的經濟體屈指可數，各國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開始強調自身的“經濟主權”，全球化“有限”起來了。在這樣一種背景下，世界各國應以防控新冠疫情作為主要任務，并在此基礎上，根據國內疫情的客觀形勢，把心態放開，把國門打開，加強國際經濟交流與合作。

在未來實現碳中和方面，其一是各國應提高對綠色科學及綠色技術的重視程度，對相關領域給予力度夠大的鼓勵；其二是各國應以開放的心態認識碳中和的重要性，認識到實現碳中和是需要世界各國共同努力的客觀事實，加強同其他國家在相關領域內的交流與合作；其三，各國應積極構建自身的綠色發展能力，統合綠色金融、綠色建設、綠色生產、綠色消費和綠色規劃等方面的推進工作，形成全方位、多領域的綠色發展能力。

加強低碳文化交流、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產品設計、低碳理念構建、低碳標兵樹立等，只有當低碳和脫碳成為人人的行為偏好，雙碳目標才能盡快實現。我們實現雙碳目標最終是為了人，也只有工作落實到每個人，才能眾人拾柴火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