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坤精彩觀點：

●要在2030年實現碳達峰，“十四五”非常關鍵。煤炭消費在此期間要爭取實現零增長，到“十四五”末期，應該實現煤炭消費穩定達峰并開始下降。

●地方不能為了應對疫情挑戰就產生擴張重化工業產能的沖動，否則會帶來新的投資風險，未來強調綠色金融更可能帶來資產擱淺的風險。

●要想實現環境質量根本性好轉，必須首先從源頭上減少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消費，否則僅靠末端治理措施發揮的效果已越來越有限。

3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正式發布。

綱要在“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中提出，生產生活方式綠色轉型成效顯著，能源資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別降低13.5%、18%，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持續減少。

綱要在第十一篇《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中提出，要積極應對氣候變化。

綱要強調，要落實2030年應對氣候變化國家自主貢獻目標，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完善能源消費總量和強度雙控制度，重點控制化石能源消費。提升生態系統碳匯能力。錨定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

今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如何推進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的實現？這將給我國能源行業帶來怎樣的變革與機遇？又會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哪些影響？資源型城市該如何轉型？

圍繞上述話題，在每經頭條特別推出的“奮斗中國·兩會高見”欄目中，中國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何建坤接受《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的專訪，并進行了詳細解答。

完成碳中和目標需加快能源技術創新與突破

NBD：在您看來，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的提出，將給“十四五”乃至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哪些影響？

何建坤：這既是應對氣候變化、保護地球生態安全的戰略選擇，也是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導向。

這一目標對國內在疫情后能夠實現綠色復蘇、低碳轉型有著非常重要的促進作用。因為如果在2030年之前要實現二氧化碳排放達峰，就必須加快經濟結構和能源結構的調整。

中國現在仍處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階段的后期，經濟、社會要取得持續的發展，能源需求還會有一定的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可能一段時期內還會有緩慢的增長。

在長期碳中和的目標下，首先要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增量，盡快使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然后轉入持續下降的趨勢，最終才能實現目標。

這樣一個緊迫的碳減排目標，會倒逼經濟發展方式發生轉變。只要堅持新發展理念，構建環境不斷改善的多方共贏新格局，就能促進經濟社會取得高質量發展。

NBD：目前到實現碳中和目標，只有40年時間，有哪些難點需要克服？

何建坤：要到206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這個目標非常之緊迫。

有一些歐洲國家，在上世紀70年代就實現了二氧化碳排放達峰，但計劃到2050年實現碳中和，大體上有70年時間來進行過渡。

美國是2005年左右實現二氧化碳排放達峰，到2050年實現碳中和也有45年的時間。

而中國從2030年前實現二氧化碳達峰，到2060年實現碳中和，中間只有30年的時間。

雖然時間緊迫，但我們也有后發優勢。目前我國能源結構加速調整，像風電、太陽能發電等技術已經成熟，近10年來太陽能和風電發電的成本已經分別下降80%和60%，在很多情況下已經可以和傳統能源發電相競爭。

不過，由于可再生能源發電有間歇性特征，電網要保證安全穩定運行，就要有儲能的手段。除了抽水蓄能之外，還要發展電化學儲能。

比如說大家都用電動汽車，電動汽車在不用時也可以作為一個儲能裝置參與電網的運行，這些都需要革命性的技術突破。

未來要保障實現碳中和，首先能源系統要實現凈零排放。當前的一個痛點在于：有些地方仍然有化石能源發電機存在，可能是用于調峰，或為了應對其他特殊的應用。這方面化石能源發電過程中產生的二氧化碳可以把它收集起來，然后埋在地下，讓它跟大氣隔絕。雖然產生了二氧化碳，但只要不到大氣中，不產生溫室效應，仍然可以視為做到減排了。

這種新的二氧化碳捕集和埋存技術，當前成本還都比較高，所以將來也需要革命性的技術突破，才能盡快實現產業化。

經過各種技術創新和各種技術組合，然后進行產業化的這種發展，能夠保障電網持續安全穩定的運行的情況之下，來實現凈零排放的這樣一個目標。

新能源提供的就業機會是傳統能源1.5~3倍

NBD：正如您所言，為完成碳中和目標，勢必將帶來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的調整。在您看來，碳中和將給哪些行業帶來變革？又將產生怎樣的機遇？

何建坤：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能夠推進技術的創新，并推動先進技術的產業化，同時也能打造世界范圍內低碳發展的競爭能力。全球要實現長期碳中和這一目標，將促進世界范圍內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的根本性變革。

比如說鋼鐵生產用焦炭做還原劑，在生產過程中也會排放二氧化碳，將來可以用氫作還原劑，然后實現零碳煉鋼技術。在一些高耗能高排放的重化工業，深度脫碳技術要有革命性突破，也會帶來巨大的進步。

另外在生產過程中，也要推廣循環經濟，減少原材料的消費，這同樣會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將來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傳統化石能源行業要大力轉型，要形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為主體的可持續發展體系，風能、太陽能這些新能源會成為新型高科技產業，也會帶來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新的就業機會。

正如剛才所言，再生能源大部分是間歇性的、不穩定的能源產生，所以未來在大范圍布局可再生能源的情況下，保證電網持續穩定運行就得發展儲能、智能式電網和分布式能源網絡，這就能帶來技術創新和新的經濟增長點。

新能源行業所提供的就業機會是傳統能源的1.5~3倍，所以發展新能源能夠產生更好的、更高質量的、更多的就業機會。

未來，一方面可以在終端能源消費領域用電來取代煤炭、石油的直接燃燒利用，另一方面還可以加強氫能在終端的利用，比如說用氫燃料電池車取代汽油，用氫來煉鋼，或者用氫來作為一種儲能手段，還可以用以發電或進行電網的調峰。所以氫的利用也會帶動氫能產業，成為一個新興的高科技領域。

在深度脫碳技術方面，很多領域中國都具有優勢，當緊迫的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確定以后，就更能促進這些產業的發展。

由于我國市場體量大，推廣這些先進技術相對更容易，有助于這些技術迅速占領市場，并能攤薄研發成本，在世界上打造新的競爭力和新的經濟增長點。

“十四五”時期應率先實現煤炭消費零增長

NBD：您曾強調要在2030年實現碳達峰，“十四五”時期是非常關鍵的。想請教您：為完成碳達峰目標，“十四五”應該重點在哪些方面發力？

何建坤：要在2030年實現二氧化碳排放的達峰，目前還有兩個五年計劃的時間，所以“十四五”時期的確非常之關鍵，要完善能源消費總量和強度的雙控機制。

“十四五”期間，我國應當在以下幾個方面要有約束性的目標，來倒逼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

一方面要制定單位GDP能耗下降指標和控制能源消費總量的指標，同時也要大力改變能源結構，制定非化石能源在總體能源消費中占比提高的目標。

另一方面，要把能源結構的調整和節能結合起來，也要制定促進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的目標。

具體到節能領域，要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大力發展數字經濟、高新科技產業、現代服務業，這些產業增加值比較高，能耗比較低，所以有利于促進節能，可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與此同時，還要推廣先進的節能技術，淘汰落后產能，先進技術的推廣也能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減少能源消費。

近年來煤炭在我國能源消費總量中所占的比重持續下降，且年均降幅基本超過1個百分點

當然，在節能的同時，還要著力改善能源結構，即大力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來減少煤炭、石油、天然氣這些化石能源的增長。這樣的結構調整可以在滿足能源需求的同時，減少碳的排放。

NBD：在您看來，實現碳達峰應該有怎樣的具體步驟？

何建坤：在“十四五”時期，特別要重視對煤炭消費量進行嚴格的控制，煤炭消費在“十四五”期間要爭取實現零增長，到“十四五”末期，應該實現煤炭消費的穩定達峰，并開始下降。

而到“十五五”期間，石油消費可以爭取達峰，天然氣消費還會有所增長，但天然氣消費增長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量，必須要用煤炭消費量減少所帶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來抵消。

近年來我國天然氣消費保持一定增長，2013至2019年這6年間增幅約為78.8%

總體上，只有當全部能源消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再增長，才能實現二氧化碳排放的達峰。

所以，煤炭消費要在“十四五”期間實現達峰，并開始穩定下降，這也是保證2030年前實現二氧化碳排放達峰的一個重要因素。

為此，要鼓勵有條件的地方率先實現二氧化碳達峰。比如說東部沿海地區，由于經濟比較發達，經濟轉型也處于領先，有的城市現在已基本進入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平臺期。這些省市經過努力，可以在“十四五”期間實現二氧化碳排放達峰。

再從各個部門來看，工業部門特別是像鋼鐵、水泥、煉鋁等高耗能行業，要控制它們產能的擴張，這些部門也要爭取在“十四五”期間實現二氧化碳排放達峰。

如果我國工業部門能在2025年左右實現達峰，建筑部門可以在“十五五”期間實現達峰，交通部門在2030年左右實現達峰，這樣就能保證總體上全國各個部門到2030年前實現總體的碳達峰。

所以“十四五”期間，各個省市、各個部門行業都要制定二氧化碳排放達峰的行動計劃，然后促進本地區本行業能夠盡快實現二氧化碳排放達峰。要遠近結合，每個地區統籌安排，才能在總體上實現碳達峰的目標。

地方再投資高耗能產業恐有資產擱淺風險

NBD：有的地方在謀劃“十四五”規劃時，似乎還在醞釀一些高碳發展的項目。這對2060年碳中和目標帶來了怎樣的壓力？對此您有怎樣的看法和建議？

何建坤：經歷了疫情的挑戰，一些地方想要恢復經濟卻缺少新的經濟增長點，因此擴張重化工業產能的沖動仍然存在。但這會導致兩個問題：

一是這種重化工業產能的擴張會帶來新的投資風險，因為有些重工業產能已經開始過剩，將來在深度脫碳和低碳轉型過程中，其產品可能更沒有市場，特別在將來碳價政策的實行，也會造成其未來經濟效益下降。

現在很多金融企業都在推進綠色金融，減少給高耗能產業提供融資。這些高耗能產業由此將面臨融資的困難，也面臨未來投資的風險，可能投產后并不能達到預期的壽命期，就會提前退役，也會有資產擱淺的風險。

二是如果仍然還按原來擴張高耗能工業產能的這種發展路子，那么對國內的環境問題和可持續發展也會帶來影響。

要想實現環境質量的根本性好轉，必須首先從源頭上減少像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消費，才能減少常規污染物的來源。否則僅僅靠末端治理措施發揮的效果已經越來越有限，只有源頭控制才是實現環境質量根本好轉最主要的措施。

所以，地方在進行產業規劃時，不能因為近期有恢復經濟、拉動GDP的考慮，就盲目投資高碳產業，否則長期來看會有各種各樣的風險，也會對未來實現碳中和目標帶來更大困難。當前在“十四五”規劃和各地的發展過程中，要把這個問題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

對地方來說，要優先發展數字經濟、高新科技產業、現代服務業，這樣才能形成一個綠色低碳循環的產業體系。這是國內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也是應對氣候變化、實現碳中和目標的一個戰略選擇。

NBD：在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下，一些資源型城市也在謀劃能源轉型，您對這樣的城市有何建議？

何建坤：對于資源型城市轉型，首先必須要有一個長期轉型的目標和戰略。

在這種新的形勢下，必須要實現轉型，才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如果不轉型，將來的路會越走越窄。轉型就是要調整產業結構，例如大同市是個資源型城市，現在爭當能源革命尖兵，也在建造氫能的產業和其他新能源產業，這體現了自身要有轉型的意識。

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發言中提出，人類需要一場自我革命，加快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設生態文明和美麗地球。要以革命的姿態來推進這種轉變，只有順應綠色發展的趨勢和潮流，才能適應新的競爭格局，才能取得長遠的發展。

此外，各級政府也要出臺政策來支持這種轉型。比如山西大同這樣的老煤炭基地，在轉型過程中可能會遇到很多困難，包括產能消化問題、人才問題等，都需要進行全面的統籌，要有相關政策來幫助、支持地方轉型，從而給新的產業帶來發展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