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版的《能源法》征求意見稿中，“可再生能源”一詞被多次提及。許多新能源媒體也高呼“可再生能源的又一個春天來了”。而化石能源行業的從業者們似乎陷入到了沉默之中。

《能源法》對可再生能源與化石能源的態度真的如此天差地別么？經歷過《可再生能源法》的可再生能源，能夠在《能源法》的時代里再度迎來新一輪的風口么？

地位變化？能源結構優化才是最重要的

讓一些人覺得可再生能源與化石能源地位發生變化的重要表述在總則的第四條【結構優化】中：“國家調整和優化能源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優先發展可再生能源，安全高效發展核電，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推動化石能源的清潔高效利用和低碳化發展。”。在【非化石能源】的章節中，也明確了“國務院有關部門應當采取措施，促進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非化石能源發展，按年度監測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指標。”

而各類化石能源的開發利用則有著很多的限定條件：“綠色低碳”、“高效”、“清潔利用”、“合理布局”等等。

看起來，似乎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中國能源產業中的地位在《能源法》中實現了顛覆。也難怪新能源界對于新版的征求意見稿一片歡呼之聲。

對于這個問題，展曙光律師給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可再生能源與化石能源在《能源法》中體現出的地位變化，有一定的道理，但只是這么簡單的理解并不準確。

“對比一下兩版的“立法目的”就會發現，新版征求意見稿與2007版的最大區別就是強調“優化能源結構”，強調發展非化石能源。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優化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需要一定周期，而且周期還可能較長。在此期間，能源產業的地位、重要性是逐步變動的，短時間內出現根本性變化的概率極低。”

2019年，中國能源消費結構中85%依然是煤炭、石油、天然氣為代表的化石能源，風、光、水電等可再生能源只占到總能源消耗的15%。

2018年，中國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為14.3%。每年不到1%的變化，意味著每年要減少約5000萬噸標煤的化石能源消耗。而且隨著中國能源消耗總量的不斷增加，每一個百分點的變化，都會變的更加困難。

“所以，化石能源的基礎性地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不可能動搖。”展律師說，“以電源結構為例，火電的基礎地位無論從經濟還是技術的角度，都很難被取代。但清潔高效的壓力肯定是很大的。同時，火電自身也面臨結構優化問題，熱電聯產、熱電冷聯產和熱電煤氣多聯供等將獲得更多發展機會。”

因此，并不是《能源法》“支持”可再生能源，“打壓”化石能源。而是《能源法》對于中國能源未來發展的基調是實現能源結構的優化。在這種優化的過程中，可再生能源和化石能源都有各自的發展路徑。做一個可能不恰當的假設，如果未來化石能源在清潔高效利用方面實現了突破性的進展，可能得到的支持還要高過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投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看懂了上一個問題，其實我們也就能夠正確認識可再生能源從業者們對于法律的興奮是否科學和有依據了。

即便是法律層面更加支持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很多人沒有說出口的“可再生能源熱潮”大概率也不會再度出現。

“坦率地說，目前對于可再生能源的投資已經相當熱了，進一步提升的空間有限。”展律師對于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持中性的觀點。“而且，投資歸根結底還是要考慮經濟性的。在去補貼的大背景下，投資的經濟性面臨較大壓力，這無疑會影響投資熱情。”

經歷了光伏、風電先后的搶裝熱潮之后，今年風電、光伏的核準量正在降低。人們似乎又有了周期走到下行階段的感覺。

過去十幾年來，風光的強周期變化給中國新能源企業帶來了很多挑戰。各類補貼政策刺激之下，可再生能源的投資總是沖動而又盲目。

這種依賴政策的周期變化，會因為《能源法》的出臺而得到緩解么？很遺憾，至少從目前來看，可能性很小。

《能源法》對于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只是確定了基本原則，并未改變具體政策的制定模式。換句話說，還是要看政策制定者出臺什么樣的具體政策。

以平價上網為例，如此快速、徹底的政策，對于行業的影響與之前大幅度補貼政策一樣，正在對行業產生巨大震動。只不過一個是正面，另一個更偏負面。

政策缺乏連續性，這是一部法律解決不了的問題。

但我們也不能因此抹殺法律的重要性。2006年，《可再生能源法》正式生效。也正是從這一年開始，中國的可再生能源開始一騎絕塵的發展。

“可以這么說，如果沒有《可再生能源法》的呵護，就不會有現在看到的可再生能源的蓬勃發展。特別是在傳統的統購統銷模式下，保障性收購制度發揮了關鍵性作用。《能源法》提出的可再生能源消費目標制度、消納保障制度，將消納列為政府、供電、售電企業、電力用戶的法定義務，實際上是建立了可再生能源的強制消納制度。這種制度對于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可能是關鍵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