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光伏產業即將邁入平價大門之時，筆者采訪了國家氣候戰略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李俊峰老師。這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的主要起草人和能源老槍。他不僅大局觀可謂業內最佳，也為產業健康發展秉筆直言，更重要的是對于光伏產業的推動，以“卓絕”形容并不為過。在采訪的過程中，筆者像是看到了那部超級燒腦的《云圖》電影的結尾，恍然發現，錯綜復雜的光伏脈絡在光伏發展歷史上的一些重要節點，原來是這樣。

他的的本身，就是史詩。

生活與茍且，能源和遠方

在國家恢復高考的第一年，李俊峰考上了山東礦院電氣工程系，這時的他已經22歲了。

來自魯西北農村的李俊峰，腦海中關于貧窮的記憶“符號”就是家里的那口鍋。“鍋上愁，鍋下也愁。不只是吃不飽，連柴火都沒有。”

“能源是一件大事。”生活像一個蹩腳的畫家，給李俊峰的少年涂抹的痛苦不堪卻又印象深刻。在2017年他發表“扎耶德未來能源獎”個人終身成就獎獲獎感言時，也談到了少年時因為缺少能源而讓他立志從事該領域。

以至于高考時，他的第一志愿是核物理專業，想去研究可控核聚變，但最終未能如愿，而是去學了電氣工程。

一個農村出身的孩子為了解決燒火做飯的問題，想去研究核聚變，實現人類能源永續。從中可以看出李俊峰身上的特質：良好的大局視野，改造世界的理想，坐言立行的行踐以及直指問題本源的洞察。沒有大局視野，不會在當時農村的那種條件下接觸到核聚變的介紹；沒有理想和付諸實踐的勇氣，能源匱乏只會成為日后憶苦思甜的談資；而若沒有解決問題的洞察力，也不會直接想用核聚變一勞永逸解決能源問題。

這幾樣特質跟隨了李俊峰一輩子。他講話時有幾個特點：從來不用演講稿，直接得被業內形容為“一桿老槍”，對行業冷靜到顯得有點冷酷，能跳出光伏看光伏，更是每次都可以指出問題的本質和提出解決辦法，他的大局觀被公認是業內最好的。

能源的戰爭與和平

1979年，重要產油國伊朗巴列維王朝最后一任君主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流亡海外，伊朗停止石油輸出60天，使石油市場每天短缺石油500萬桶，約占當時世界總消費量的十分之一，致使油價動蕩和供應緊張。

在此之前的1977年，美國中情局就曾發布報告，稱世界石油需求量將超過供應量，石油長期趨勢吃緊，對市場造成巨大心理影響，同時1978年洛克菲勒基金會也發布報告，稱世界將經歷長期的石油緊張。

幾種因素造成了市場對于石油短缺的恐慌，各國都在囤積石油，進一步使局面惡化，1979年12月，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年度價格會議前夜，兩個OPEC成員國利比亞和印度尼西亞同時宣布計劃提高油價，有意促使OPEC保持高油價的現狀。而1980年，伊拉克趁亂入侵伊朗，戰爭使得這兩個石油輸出大國的生產完全停擺。到1981年，石油價格已從原先的13美元/桶漲到了34——36美元/桶。

油價上漲不僅讓消費者從大排量歐美系汽車轉向小排量日系車，也帶來了經濟危機。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在1980年8月成立了國家能源委員會，由當時的兩位國務院副總理余秋里、康世恩掛帥，煤炭部長、電力工業部石油工業部的部長們均位列其中，編制150人。

1982年1月剛畢業的李俊峰就被分配進入了國家能源委員會下屬的能源研究所，這個研究所幾經隸屬關系的變化，曾經分別改稱為：國家經委能源研究所、國家計委能源研究所和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他在這個國家級的能源智庫，一干就是三十年。

但這看似不變的三十年的經歷，讓他結識了一批中國能源決策屆風云人物，包括時任國家農村能源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的林漢雄，國家計委燃動局的蔣兆祖、節能局的王傳劍，國家經委能源局的魯奇，以及后來的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國寶，國家能源局副局長吳吟、張玉清，總經濟師李冶等，結識這些這些人，不僅使得他分析研究能源問題有了大局觀，也深刻理解了，能源的來之不易。三十年的研究的經歷，讓李俊峰認識到能源的威力，小至千家萬戶的用暖用電，大到甚至能顛覆國家政權，改變世界力量格局。

進入能源研究所工作后，李俊峰開始從事新能源研究工作。“中國最早的新能源應用研究始于農村。”他回憶道。

在筆者的記憶中，小時候的課本里有專門關于太陽灶，沼氣利用的文章。那時國家高度關注農村的新能源應用，成立了國務院農村能源領導小組，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鵬擔任組長，李鵬同志在延安保育院的發小，林漢雄擔任辦公室主任，這也圓了李俊峰當初的夢想。

這期間，李俊峰接觸到能源政策制定工作，開始學習適合中國特色的能源發展之路。

奠定中國新能源之路的早餐會

2004年聯合國波恩國際可再生能源大會，李俊峰和時任發改委副主任的張國寶收到一封邀請函。時任德國總理的施羅德請他們二位共進早餐。

施羅德是個妙人，頭銜很多。有“媒體總理”、“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奧迪總理”之稱。（施羅德結過四次婚，婚戒排在一起可湊齊一個奧迪標志，但2018年結了第五次婚，所以可以稱其“奧運總理”了。）

雖然略有調侃之意，但這位領袖卻是筆者最尊敬的偉人之一。他銳意改革，對中國十分友好，而且勇于承擔責任，也是對光伏甚至未來全球可持續發展貢獻最大的人之一。2002年施羅德在約翰內斯堡發起倡議，提出應對氣候變化，確保能源安全，實現可持續發展，全球共同發展可再生能源，他指出地球上還有30億人沒有電力供應，應當為這些人群提供電力，增加就業，減少貧困，人人享有可再生能源。當時朱镕基總理也在會議現場，并宣布中國批準京都議定書，通過節能和發展可再生能源，應對氣候變化。此時李俊峰提出研究一個課題，通過立法推動可再生能源發展。

于是2004年1月1日，德國實施了《可再生能源法》，如晨曦一般照亮能源發展的長夜。2004年的波恩國際可再生能源大會是推動全球可再生能源規模化發展的里程碑。中國派出了由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國寶同志帶隊，而已經研究了能源工作20年的李俊峰，在國際上也已聲名鵲起，此次波恩之行，中國代表團收到了比較高的禮遇。

施羅德與張國寶和李俊峰介紹了他對于可再生能源與人類發展的思考，探討了光伏等新能源的未來。而在2003年，李俊峰等人推動可再生能源立法的想法也得到人大批準，他成為最核心的成員和主要起草者。所以對于可再生能源非常專業又執著的三人見面可謂賓主盡歡。

在會上，中國代表團向國際社會承諾了兩件事：

其一中國將對可再生能源立法。

其二是提出制定可再生能源發展規劃。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此積極表態，得到了與會國家的一致肯定。當時任國家發改委能源局可再生能源處處長史立山在一個小小的邊會上宣布這一決定時，美國、德國、英國、法國、丹麥、澳大利亞等大國的部長都 到會祝賀！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如此積極的表態，得到了與會國家的一致肯定。

張國寶主任對可再生能源立法也起到了巨大推動：2003年他主管能源工作時開始組織起草可再生能源法。到了2004年夏天，可再生能源法送審的階段，張國寶親自逐條主句的修改。敲定最后送審稿子的時候，參與這次修改工作的同志還有，國家能源局新能源司的梁志鵬、核電司的史立山，以及李俊峰。 張國寶同志花了一整天的時間，逐條討論、斟酌和修改。迄今為止，李俊峰還認為這部可再生能源法是推動中國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基礎，它的一些基本原則和制度近乎于完美。“有了可再生能源法才有了今天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大好形勢。”他說。

2005年2月，中國可再生能源法正式公布，這一次，中國走在世界前列，同德國一起，拉開了可再生能源大發展的序幕。

這份文件設定了四個極為重要的基調：制定總量目標；費用分攤，高出火電部分由向全社會征收的可再生能源附加補貼分攤；全額收購，后來幾年由于新能源裝機過多，改為保障性收購；降稅貼息，減輕新能源企業負擔。這就給后來十幾年的新能源發展奠定了基礎。“現在看非常有效地推動了這些產業發展。”李俊峰說。

那段時間，李俊峰還遇到了一批年輕人，他們的名字是：黃鳴、武鋼、韓俊良、施正榮、苗連生、高紀凡、瞿曉華....

扶持：成敗金融

可再生能源法規的編訂，讓李俊峰更深入的了解風電和光伏產業，從2004年到2011年，他以每年一本的頻率，出了八本關于中國光伏和風電發展的報告，對宣傳和推動可再生能源發展起到了很大作用。這些報告讓國家高層認識到光伏風電解決的不只是能源問題和氣候問題，還關乎國家戰略和安全，堅定了中國扶持新能源產業的決心。2007年，在各個方面的推動下，全球21世紀可再生能源政策網絡計劃實施，李擔任副主席，中國、美國、日本、德國、印度、南非和巴西等十幾個主要國家都在其中，通過這個計劃，李俊峰更加深入的介入全球可再生能源發展中去，并真正意義上的參與中國可再生能源發展規劃。

同時，21世紀可再生能源政策網路的這份年度報告在金融領域也得到高度認可。黑石、雷曼兄弟、摩根斯坦利和匯豐等金融機構找到李俊峰，希望能夠借助中國可再生能源法制定和送電下鄉工程的機遇，推動中國企業上市。

包括上面提到的那幾位大佬在內，李俊峰差不多介紹了20家企業給金融機構。“當時他們在金融領域還沒打開局面，外界還不知道這些光伏企業的情況。”李俊峰回憶，在他的引薦下，許多光伏企業順利邁入上市之路。到現在，一些金融機構還定期找李俊峰請教下能源形勢。

但對于光伏企業后來過分看重金融作用時，他多次提出預警，不要盲目迷信金融的力量。他警告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我覺得這塊工作沒做好。”說起來，他還是有些自責，“早期的光伏企業，產能可能只有5MW，但是市值達到30億美元，但當達到2GW的時候，可能市值只有2億美元。規模提升幾百倍，市值不到原來的十分之一，這說明每瓦光伏組件的金融價值降到原來的千分之一了。記住，金融既能造神，也能讓人萬劫不復。”

問汝平生功業

回顧近四十年的能源工作和十幾年對于光伏產業的推動，李俊峰總結了三個階段：可再生能源法的編寫，消弭了歐洲反傾銷的影響，推動了國內市場的啟動。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出臺了十大產業振興計劃，李俊峰向國家領導遞交了報告，闡述了西方通過技術進步擺脫金融危機的實例，強調了戰略新興產業的重要作用，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等被增補進十大產業之外的戰略新興產業，為行業渡過難關，光伏快速發展定下基調。

2012年，歐洲對華光伏雙反烏云密布，但最終大棒高高舉起，輕輕落下，當時筆者有點不解甚至慶幸，這背后有李俊峰和中國政府的諸多努力。

李俊峰通過歐洲商會約了歐洲企業的幾十個代表開了個茶話會，他說：“中歐一直相互依存，如果刻意對光伏雙反，我們就會建議中國政府對豪華汽車加征環境稅。”新加坡、北歐等國家對大排量汽車征收高額汽車稅是常態，因此這項提議從法理上沒有問題，且切中歐洲、特別是德國的核心利益。

不久后默克爾總理訪華期間，雙方的早餐會上，時任總理溫家寶談到了這個提議：“中國有專家提出這樣反制歐洲。”這也后來被歐洲的媒體報道出來。

于是，雙反轉向限價限量策略。但很多習慣了你死我活還未學會共生共贏的中國企業不理解，并表示反對。“讓你們價格提高點，多賺點錢是好事啊。”李俊峰說。

在筆者看來，光伏企業遭遇到的最大危機是差點被國家列入高污染高耗能的“兩高”產業之列，包括光伏行業協會秘書長王勃華工作過的工信部在內的一些政府領導，為產業據理力爭，消除了不少偏見。

李俊峰組織了多家行業領先的光伏企業，邀請上級領導進行實地調研，并起草了啟動光伏發展的若干意見，從為光伏擺脫高污染高耗能的帽子，到國內如何有秩序的發展光伏，都做了詳盡的敘述，這份文件，討論修改了多遍，成為后來中國光伏市場啟動的基礎材料之一。

25℃先生

熟悉李俊峰的人都知道他常說一句話：“我對光伏行業的態度是行業過熱，就潑潑冷水；行業寒冬，就添把火。”許多年來，秉承這種“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風骨的李俊峰，像一位永遠在25℃這個最適宜溫度的恒溫先生。

水與火的衡量標準，是理智。

2008年的金融危機影響逐步消退后，國外資本紛紛撤出光伏產業，中國卻逆勢而上，產業做到全球最強。但在這個過程中也出現了賺錢太容易而帶來的浮躁。

一些原本名不見經傳的研發人員，年薪幾百萬；財務總監收入比五百強企業還高；而研發負責人每年的期權加年薪甚至往往高達千萬；企業家們也往往因為躥升速度太快，有些迷失，同時產業內部很不團結。“大家都知道行業會洗牌，但都相信自己是能活下來的那個。”李俊峰感慨。

一次李俊峰主持的會議上，他對幾位光伏大佬直率的說：“大家能有今天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趕上了這波潮流，不完全是因為能力所致。行業浮躁的情況不是常態，如果風向變了，企業就可能陷入危機。”說完他以同樣在現場的西門子、杜邦舉例，“我希望各位的企業真正能夠做到長期發展，和西門子、杜邦這些百年老店一樣，一百年，二百年后還能坐在這兒。”

2012年光伏行業第二次危機來臨，光伏企業陷入第二次破產潮，在行業最低谷的時候。李俊峰給國家能源局寫了一份報告：中國光伏產業借助國外資本和技術，依靠自身強大發展能力興起壯大，領先世界，光伏是世界未來發展潮流，理應扶持。在歐美雙反的形勢下，啟動國內光伏市場十分必要。

這份報告得到了國家高層領導的重視，中國開始著手制定光伏上網標桿電價，開啟了中國光伏大發展的新時代，也徹底告別了“兩頭在外”。

2015年和2016年光伏產業一路高歌猛進，李俊峰發出產業發展過速預警，同時建議2017年的補貼額度腰斬，但在光伏全行業的全力爭取下，補貼只進行了小幅調整，“531”政策對錯與否暫不考慮，但它的出臺與補貼下調額度不無關系。

現在光伏行業離平價只剩一年半左右的時間，加上海外市場火爆沖淡了國內市場的冷清氣氛，樂觀情緒又開始蔓延。對此，李俊峰提醒行業應當開始關注平價之后的諸多問題：“按照政府和企業多次協商的結果，今年開始平價試點，明年開始全面平價，總之今年是平價的拐點之年。但光伏市場的規模不是無限的，即使是平價時代，每年1億千瓦（100GW）也是上限，能源一定要協同發展。”

他指出，能源是一種特殊的商品，電力更是政府直接核準價格的少數商品。所有的電價都是核準的，核準電價的同時，也核定一個上網小時數，電網據此簽署上網協議。“比如，核電有標桿電價，大概0.42元/千瓦時。在核定這個電價時，會核準上網的小時數，過去核電是7000-8000小時的上網小時數，近年來核準新的核電機組比較小，只有5700小時，核準電價的時候，同時核準上網小時數，這是電力行業大部分發電機組的規則。”他指出，如果風電和太陽能發電沒有這樣的價格機制保障和上網小時數保障，企業會陷入困境。

“所以說，平價上網到現在來看，技術準備好了，企業準備好了，但是機制還沒有準備好，地方政府和電網企業也沒有準備好。”李俊峰說，他同時指出應該更充分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我們總結能源改革開發四十年的一個很重要的經驗和教訓，積極性越多的地方發展的越好。例如煤炭行業，我經常批評煤炭，但是煤炭卻是發展最好的行業之一，因為充分發揮了中央、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特別是各種投資主體的積極性。”

老槍的預言

李俊峰從來不替企業站臺，只為行業呼吁，所以不論企業喜不喜歡這個人，但都非常尊敬他。

他永遠用最直接的方式來給你答案。過去的這么多年證明，“老李”幾乎都是對的。

1998年，金風科技剛剛注冊，李俊峰給他們算過一“卦”，“只要我們只要跟對風口，老老實實做風電，做好了，金融認可你，上市了，成為有國際影響力的風電裝備企業，做的不太好，給別人做了嫁衣，人家買了你，然后上市，你們也能賺一筆，過著財務獨立的幸福生活，最差也可以成為風機的4S店，給別人維護風機，也能過著衣食無憂的日子，因為這個市場擺在那里。”在金風科技上市后，金風董事長武鋼聊起這件事：“李老師，我們實現了您說的高案，現在公司做上市了，也有國際影響力了。”

“我已經投了幾千萬了。”一位行業領袖聽到李俊峰勸阻他上多晶硅項目時非常糾結。“你現在停下來損失幾千萬，不停以后損失幾十億。”李俊峰讓這位企業家叫來當時的技術負責人交流，叫企業家也在一旁聽著，幾個小時之后，這位大佬決定壯士斷腕，避開了“大坑”。

另一位大佬和李俊峰交流幾小時后宣布放棄在中西部省份的一個大型項目，這些年類似的勸阻行業瘋狂擴張的話說了很多，有些人聽了，有些人沒聽。

他在Solarbe索比光伏網與中山大學主辦的廣東光伏論壇上曾指出，面對電動汽車和充電樁這樣的“雞與蛋”問題，可以由電網建設基礎設施來啟動，2019年1月，國網宣布開始充電樁的建設。

他認為中國光伏現存最大的問題是各環節都沒有盈利的機會。“光伏企業有這樣的毛病，一過兩天好日子容易燒包。內部擠壓，互相傷害，最后可能損害質量。”他說的問題，并不是光伏行業獨有，而是中國企業普遍存在的現象，但新興產業會更加嚴重。一次會議上，李俊峰請來寶馬的中國區CEO現身說法，“光伏應該向汽車行業學習。”他說，“汽車行業每一個環節都是有利潤的，一味低價企業會喪失抗擊風險的能力。在金融危機來臨之時，寶馬給供應商打了一大筆預付款，說要 穩定供應，但不要求很快供貨，助力大家順利渡過難關，這值得我們光伏企業借鑒。”

李俊峰認為，光伏為所有的能源技術設定了價格天花板，下一步要考慮如何可持續發展，融入電網。“與整個電網系統協同，是光伏必須考慮的問題。”這位能源老槍提出了光伏產業的下一個“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