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組建了生態環境部,在原有環境保護部的職能范圍基礎上,將其他6個部門的相關職能進行整合,其中發改委應對氣候變化和減排職責也被劃歸入生態環境部。
對此,生態環境部部長李干杰說:“打通了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也就是統一了大氣污染防治和氣候變化應對。”
去年以來,隨著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國際應對氣候變化的形勢錯綜復雜,但是,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上的步伐仍在穩健前行。與此同時,國內碳交易市場在不斷完善,未來哪些行業將納入碳交易市場之中,如何建立起完善的碳交易市場機制?都是行業最為關注的話題。
9月7~9日,由太和智庫發起主辦、每日經濟新聞戰略合作的第二屆“太和文明論壇”在北京舉行。在論壇召開期間,記者專訪了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學術委員會原主任李俊峰,詳解應對氣候變化的形勢和碳交易市場的未來發展。
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并不能影響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發展
記者:今年初,氣候管理部門從發改委調整到了生態環境部,您覺得,這一調整的意義是什么呢?
李俊峰:這是統籌協調環境氣候問題,實際上氣候變化是一個環境問題。從國家來說,大部分國家都是把氣候變化放在環境部門的管理之下,我國也是仿照了世界上這種機構的安排;另一個方面,在現階段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各項措施治理污染,特別是大氣污染的各項措施,具有一種協同效應。用生態環境部部長的話說就是打通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之間的相互關系,避免“兩張皮”。從這個角度來說,它是有很重要的積極意義。
記者:應對氣候變化過程中,國際上出現了一些動搖,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從目前來看,對國際應對氣候變化產生了什么影響?
李俊峰:一方面,大家應對氣候變化的理念上都是一致的。雖然美國退出了《巴黎協定》,但沒有退出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并且從政府層面到企業、民眾還是在積極地應對氣候變化。
另一方面,當前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出現了各種問題,還是由于大家在各個方面上認識不一致。美國決定退出《巴黎協定》最主要的原因是覺得它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希望其他排放大國,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要承擔起更多的責任。
所以現在來看,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雖然有挫折,但總體仍是繼續往前。
記者:中國一直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過程中走在前列,有人擔憂應對氣候變化過程中會帶來成本上升,這個問題是否存在呢?您覺得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意義是什么呢?
李俊峰:中國到了一定的發展階段,這個發展階段的主要矛盾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矛盾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環境問題,環境不適應日益增長的物質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其次是經濟結構還不合理,受到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發展的制約,增長方式還有很多的問題;最后是能源系統,仍以高碳、高污染的燃料為主,這是造成我們環境短板的一個最主要的因素。
所以,對我們來說,應對氣候變化就要優化能源結構,轉變增長方式,同時就能減少環境污染,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能源結構的轉型、生活方式的轉型。
碳交易市場不會一蹴而就
記者:為了更好做到二氧化碳減排,目前國家正在加緊建立全國碳排放交易市場,從前期7個試點地區的情況看,我國碳交易市場發展如何呢?
李俊峰:現在碳排放交易市場發展還不是特別完善,不僅是我國,在全球的范圍內都不完善;因為碳排放權本身不是一個商品,必須要一系列政策規定、規范把它定義為一種商品;這也給全社會提供了一個信號——雖然現在沒有把二氧化碳作為一種污染物,但是要排放二氧化碳是有代價的。除了碳排放權交易外,我們還有碳總量控制、碳強度控制、非化石能源比例提高等措施以此來促使三個轉型,即:增長方式的轉型、能源系統的轉型、生活方式的轉型。
記者:碳交易市場建立現在面臨什么問題呢?是不是所有的行業最終都會納入到碳交易市場之中?
李俊峰:最終只要是有碳排放的行業都應納入到碳交易市場當中。但是,什么時候納入,納入的程度有多深,用什么樣的方式納入要按部就班地往前推。
我們國家市場化改革還在過程之中,隨著我們市場經濟制度的不斷建立和完善,我們的碳市場才能夠不斷地規范起來,現在我們缺乏的就是這方面的市場規范。
記者:您怎么看待中國碳排放交易的未來?
李俊峰:不一定要馬上建立一個完善的碳排放權交易制度,但是,要提供一個信號:碳排放是有代價的。對生產過程的改進,產品的創新、研發,都要考慮未來的碳排放的問題,這也使得全社會在減排上要下很多的功夫;未來要開發一種商品,如果有很高的碳排放,它就會沒有市場,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信號。我們當初設計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就是三大目標:推動減排,推動減排技術的不斷產生,發現減排成本的價格信號。
碳交易市場是一個逐步形成的過程,我們不希望它一蹴而就。當然我們希望在一些比較成熟的行業開始,如在考察、評估、技術測量方面都很成熟行業;比方說,今年宣布是電力行業,以后隨著碳市場建設進程不斷推進,會納入更多的行業,接下來比如鋼鐵、有色冶金、石油化工等排放大戶,都會慢慢納入到碳排放權交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