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應當前發展的新要求、新趨勢，可再生能源政策頻頻出臺，包括分布式管理、建設計劃管理、全額保障性消納、價格補貼退坡、降低非技術性成本等方面。如何科學審視目前可再生能源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促進可再生能源高質量發展，國家發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發展中心副主任陶冶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可再生能源發展受政策和決策影響較大，當前政策體系正在朝以消費側引導供給側的方向轉變。可再生能源面臨利用不充分問題，要通過存量的高質量運行和增量的高質量發展，通過改革創新驅動行業高質量發展。

　　記者：您怎樣看待當前我國可再生能源發展形勢?

　　陶冶：我國規模化可再生能源發展雖然起步比歐美國家略晚，但后發優勢明顯，發展成就有目共睹。時至今日，在國際上，主要國家、主流媒體、眾多國際機構均高度認可中國可再生能源發展，可再生能源在促進經濟、環境、民生可持續發展方面的貢獻，將其作為中國在可持續發展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現代經濟體系過程中取得的重要、杰出的成就。

　　當前，我國可再生能源發展已經成為彰顯中國軟實力的一張新名片，成為擴大我國國際影響力的重要手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中國經濟發展取得重要成就，GDP、大型裝備制造業、大國重器等一直是衡量社會發展階段的重要手段。但隨著中國在全球范圍內倡導“全球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一帶一路”建設等，中國向國際展示的既要有硬實力，也要有發展理念、文明思想、文化建設等軟實力。而可再生能源正是國家“生態文明、綠色發展、低碳發展、美麗中國、可持續發展”等發展理念的最佳示范。彰顯中國的軟實力，尤其在理念上，甚至是在精神層面、道德文化、文明層面。同時，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不是空中樓閣，是先進裝備制造業的重要領域，是推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是經濟轉型的重要抓手，是能有效銜接中國發展新理念和新實體經濟，國有、民營等多種所有制形式廣泛參與的高效產業載體。

　　當前，可再生能源發展正在持續不斷地加強自身產業體系的建立、成本快速下降、市場競爭能力顯著提升，可再生能源產業逐步進入獨立發展、自主發展的新階段，“十四五”期間中國可再生能源產業必將成為中國發展理念和高新裝備制造業的重要名片。

　　記者：您怎樣看待我國可再生能尤其是風電、光伏從“三北”等大型集中基地向中東部和南部發展分布式轉移的發展布局變化?

　　陶冶：回望中國十幾年可再生能源規模化發展歷程，集中式開發尤其重要，是在規模化發展初期必不可少的環節。我們不能因為在發展大型電站(大型風電基地、大型光伏地面電站)的過程中出現的消納、并網等技術性問題而全盤否定大型基地的發展模式。在可再生能源發展初期，需要大型基地規模化發展，一方面可推動成本快速下降，另一方面通過大型企業的模式來解決發展中遇到的技術和管理等方面的問題。我們應看到大型電站在推進技術進步和成本下降方面的重要作用，不能遇到問題就全盤否定。

　　發展可再生能源最根本、最核心的動力是我國的溫室氣體減排承諾和對大氣環境治理的決心，這決定了可再生能源在整個能源體系中的作用和地位，以及究竟要發展多少可再生能源。可以說，要兌現全球溫室氣體減排的中國承諾，我國可再生能源目前發展的速度是不夠的，量也是不足的。雖然現在分布式是重要選擇，但如果將可再生能源作為溫室氣體減排的重要手段的話，我國“三北”地區集中、大規模的開發是免不了的，也是必須的。

　　記者：我國可再生能源激勵政策這些年發生了哪些變化?

       陶冶：如今，無論是累計量還是新增量，我國的水電、風電、光伏都是全球第一，每年新增的生物質發電在全球也排在前列，我國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在規模、體量、經濟性等方面都達到一定水平。而另一方面，經濟、能源宏觀調控手段、電力市場建設完善等外部環境也產生了新的變化。所以，我國的可再生能激勵政策也到了該調整的時候。談到激勵政策(當前中國已有的可再生能源政策體系是基于可再生能源法建立起來的五大政策體系)，大家都知道的有補貼、固定電價制度、可再生能源發展基金、常規的電價附加等。常規的電價附加解決的是從哪里來的問題，可再生能源發展基金解決管理問題，補貼是解決怎么分的問題，固定電價是解決標準的問題。2009年修訂的可再生能源法確定了可再生能源激勵方面的五大制度。從2009年到現在的近10年，可再生能源法確定的五大制度都是在不斷調整，如電價附加的幅度在調整，固定電價也在調整，什么樣的技術享受什么樣的電價也在調整。當然，可再生能源激勵政策中也出現了創新性的手段，如領跑者項目、全額收購項目、平價示范項目、去年下半年以來的促進分布式交易的政策等。可再生能源激勵政策一直圍繞著可再生能源法確定的五大制度政策體系在做。

　　近年來我們提出了供給側改革，在可再生能源的政策里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就是通過消費側的引導來推動供給側的改革。我們以前的政策多是針對供給側做文章：給企業一個明確的市場環境，有確定的收益，讓大家愿意投入到可再生能源開發。現在則是通過消費側來引導供給側的變化。如可再生能源地方引導目標的設定、配額制、綠證等，都是通過消費側營造一個市場空間，將可再生能源開發權和如何開發交給市場去決定。這是我國可再生能源政策中一個比較大的核心的變化。但可再生能源法的一些基本理念還是不變的，如全額保障性收購，可再生能源應發盡發;確保可再生能源的綠色屬性，有它經濟價值的體現等。新發布的第七批可再生能源補貼目錄，取消了接網補貼，將其納入電網輸配電成本核算之中，也是體現了減少補貼，用消費側引導供給側的政策調整方向。

　　記者：我國能源主管部門一直在推動風電、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平價上網。根據可再生能源“十三五”規劃，到2020年風電項目電價可與當地燃煤發電同平臺競爭，光伏項目電價可與電網銷售電價相當。您覺得風光平價上網能夠如期實現嗎?

　　陶冶：“十三五”可再生能源規劃與之前規劃的一個重要不同是第一次提出了經濟性目標，平價的概念也在不斷地完善。平價上網是2017年的熱門話題，很多機構也對此作了研究。我認為到2020年大概率的，即較為普遍意義上的風電和光伏達到各自的平價目標是可以實現的。

　　在風電方面，風電平價的實現過程可能會和大家想的略有不同，率先實現平價上網的可能并不是我國風電資源條件最好的“三北”地區，而是風電資源較為好，而當地煤電價格較高的地區，也就是我國的東部地區。風電平價不是一次性全部實現的，而是分區域先后實現，東部可能率先實現，這與當地較高的煤電標桿價格有關，棄風最嚴重風電資源最好的“三北”地區可能是最晚實現的，因該地區煤炭價格較低。而實際上可再生能源的電價一直都是在跟煤電的標桿電價比。

　　當然，風電要實現平價上網還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實現風電平價上網需要多方面政策來促進，但其中一個最重要措施就是一定要保證全額收購，保證運營小時數，這也是促進風電平價上網最現實可行的方式。第二就是要降低風電開發的非技術成本，如土地價格、資源稅費等隱性的各種不合理稅費等要降下去，這是第二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風電的問題不只是風電自己的問題，這一點光伏業也一樣。當然還有其他的問題，如降低信貸成本，大家都知道要降，但如何降低?我們目前能做到的只能解決小部分的融資問題，如做一些基金，引入一些投資，但這只能解決局部的問題，成體系地降低融資成本可能要從整個金融體系的調整來實現，這是個比較難的問題。

　　在光伏方面，不管是分布式還是地面電站，最近幾年成本下降都很快，到2020年實現銷售側平價還是比較樂觀的，更有樂觀的預計為到2022年光伏就能在供應側平價。

       但我要強調的一個問題是，隨著電力體制改革市場化的推進，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