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聽到有人糾結，我們能否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我認為，真的沒必要擔心。我國承諾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的時間短，比發達國家難，這是事實，但也要看到，隨著技術進步、成本下降，我們在可再生能源發展上已全面開花，同時也在雙管齊下，推進化石能源轉型替代。相比一些發達國家要在2045、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我們還有10-15年的時間差，因此完全不必焦慮。”近日在談及“雙碳”目標時，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氣候變化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潘家華向記者表達了十足信心。

不過，有底氣不等于高枕無憂。潘家華同時提出，實現碳中和的基本路徑關鍵在于化石能源有序退出、零碳能源有效替代。而在轉型進程中，已顯現出來的三重風險值得警惕——喧賓奪主的風險，高碳鎖定的風險，以及揠苗助長、葉公好龍的風險。“轉型不可能一步到位，既要把握機遇，也要充分認識各種風險并加以防范，期間謹防被誤導。”

潘家華注意到，剛剛結束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七次締約方大會（COP27）上，針對氣候脆弱國家因氣候變化而造成的損失與損害，賠償問題格外受到關注。“COP27將‘損失與損害’首次列入官方議題，并達成一項突破性協議，同意設立基金。這一成果獲得十分不易，而且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我們要知道，‘損失與損害’這筆賬并不好算，既涉及到歷史遺留問題，也有未來持續出現的新賬。諸如資金來源、規模、分配等關鍵問題，直至目前仍沒有明確說法。如果把應對氣候的主要精力放在算賬上，難免會影響零碳轉型的決心和進度。將全球溫升控制在1.5攝氏度的目標沒變、進程沒變，賬可以算，但更重要的是，我們一定要有定力，堅持能源轉型這條賽道，避免來回折騰。”

進一步看，轉型怎么轉？“兩條腿”走路已成為業內共識，一是提高能效，推進以煤為主的化石能源清潔高效利用；二是推動能源結構調整優化，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基礎上，逐步替代傳統能源。“而在此過程中，必須警惕化石能源高碳鎖定，以及由此帶來的巨額資金沉淀、閑置和浪費風險。”潘家華直言。

這不是危言聳聽。在部分地區，“爭空間”“攀高峰”等現象并不鮮見——誤認為碳排放峰值越高，為自己留下的發展空間越大，因此繼續大量使用化石能源，甚至抓緊部署一批新建高碳項目。“傳統化石能源能源密度高，經濟性能好，運輸儲存便捷，可以按需求隨時調節。然而，但也具有高資本密集、強地緣壟斷、高碳排放的特點，而且項目投資回報周期長。現階段投資的化石能源項目，將來三四十年、甚至五十年都不一定能解鎖，高碳鎖定風險是可以預見的。”潘家華舉例，現代煤化工、石油煉化等項目，動輒幾十億、上百億元投資，壽命期大多超過30年，一旦形成高碳技術鎖定，隨之將帶來金融債務等一系列風險。

再以出行為例，根據官方規劃，到2025年，純電動乘用車新車平均電耗降至每百公里12.0千瓦時。而燃油車每百公里至少需要8升油，燃料成本較純電動車高出20-30倍。“如今，越來越多國家、地區提出自己的‘禁燃’目標，純電動汽車的市場競爭性、低成本消費福祉，讓我們感到它比燃油車更有優勢。且不說煤制油項目的高碳問題，如果未來有一天，連汽油都沒有市場了，大規模煤變油產品賣給誰？20、30年后，市場空間到底還有多少？”潘家華提醒，不可一味抱著發展化石能源項目的慣性思維不放，而要從長遠著眼，統籌謀劃。

第三重風險是源自“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心理。“碳中和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需按照既定目標有序推進。我們要只爭朝夕地去努力，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實現。”潘家華表示，從國際應對氣候變化、聚焦凈零碳轉型的進程來看，去化石能源絕非易事。溫室氣體減排受發展階段、物理空間、資源稟賦、技術路徑、產業結構、建筑交通，以及消費者偏好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對此不可操之過急。

潘家華坦言，前期，已有地區暴露出好大喜功、不切實際的做法，希望追求立竿見影效果。“一說化石能源是保障能源安全的壓艙石，立馬大張旗鼓、大上快上項目，一看污染太多、排放太高，又馬上急剎車、甚至一刀切。還有的地區在可再生能源尚未穩步推進之時，出現揠苗助長等勢頭。‘壓艙石’的量到底需要多少，我們要摸得清；可再生能源發展如何行穩致遠，也要顧得上。各行業、各地區存在差異，沒有必要齊步走，大家要做的是瞄準方向、保持定力，推進化石能源有序退出、新能源安全可靠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