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次危機都孕育著新的機遇。”北京大學能源研究院研究員楊雷在接受專訪時提出。

在他看來，抗疫過程中，數字技術比如現代物流、遠程醫療、網絡課堂、網絡會議等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必將深刻影響包括能源在內的更多行業；同時，人們越來越重視健康和環保，更加綠色環保的能源體系不僅是愿景，更會越來越成為剛需。這些都將對能源革命產生積極促進的作用。

楊雷曾任國際能源署署長高級顧問、國家能源局副司長。他致力于推動能源轉型、能源改革和全球能源治理，并曾參與多項能源政策的研究制定。最近他在國家能源局的支持下，調入北京大學參與籌建北大能源研究院。

楊雷認為，能源革命是一個產業界、技術領域、政府政策密切互動的過程，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時代。過去能源行業的領導者主要是組織生產的能源寡頭，但未來能源供應企業都將逐步轉變為能源服務企業，這是一場基于需求側響應的供給側革命。

他還認為，民營企業在提供服務方面具有自己的優勢，且更靈活更具創造性，千千萬萬個中小企業、民營企業將會迎來能源領域的大發展時期。

“我個人覺得，三年能見成效，五年能見大進展，十年能見革命性的改變。”他說。

不過，他也清醒認識到當前能源革命所面臨的問題。

無論是清潔能源發展，還是數字技術，中國在硬件方面都已處在全球領先水平。但軟實力方面與國際水平相比還存在很大差距，市場化的環境尚不完善，這使得新的商業模式很難構建，技術創新只能停留在試驗示范階段，難以實現規模化發展。

此外，能源條塊分割問題不容忽視，需要打通不同能源之間的行業壁壘。不僅是技術上，還需要從政府政策的角度清除障礙，為新的能源服務模式創造更好的條件。

對于正在編制的《能源發展“十四五”規劃》，他建議應該先展望未來，再立足當下，從能源行業長期發展的角度進行更加系統的規劃，而不僅是修修補補，要有長遠眼光，從而適應新需求、新格局。

“能源革命要從思想革命開始。”他說。

以下是訪談實錄：

記者：新年伊始，中國乃至全球就遭遇新冠疫情“黑天鵝”。疫情會對能源革命形勢產生怎樣的影響？

楊雷：疫情造成很大恐慌，油價暴跌，經濟大幅度下滑，也給未來發展蒙上濃重陰影。

但從人類歷史上看，任何一次危機都孕育著新的機遇。

在這次抗擊疫情過程中，數字技術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包括現代物流、空中課堂培訓、網絡會議等。所以可以預見，未來這種趨勢會更加深刻地影響包括能源在內的更多行業。

疫情也在加速改變人們的認知和生活方式，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更加綠色和環境友好的能源體系不光是一個愿景，而是一個剛需。

改變起于認識，能源革命要從思想革命開始。從這個角度上來講，疫情也會對全球能源發展和能源革命產生積極正面的作用。

記者：目前中國在能源的數字化方面進展如何？主要面臨哪些問題？

楊雷：中國無論在能源清潔發展，還是在數字技術上，尤其是硬件方面，都處在全球領先水平。中國是最大的光伏制造國和安裝國，最大的風電安裝國，最大的電動汽車擁有國，也是能效提高最大的國家。

我們的數字技術，有華為、騰訊、阿里等系統提供商，應該說他們也處在全球前列。

我們的不足主要是軟實力，特別重要的一點就是缺乏完善的市場化環境。中國正在推進電力和油氣的市場化改革，進行現貨交易試點，推動實現市場化的能源價格，但跟國際水平相比還很不完善，這使得新的商業模式很難構建。

如果只是有技術，沒有相應的政策環境，創新就可能只是在實驗室里實現，無法規模化發展。

再一個全世界都面臨的問題就是能源的條塊分割。這個你從能源單位上就能看出來，煤論噸，石油論桶，天然氣論方，電池論瓦，不同行業之間甚至覺得隔行如隔山。從管理上講，不同行業也是歸口不同部門管理。

綜合能源服務需要打通不同能源之間的行業壁壘，不僅是技術上，還需要從政府政策的角度清除障礙，為新的能源服務模式創造更好的條件。

記者：誰是能源革命的引導者？

楊雷：我個人認為，能源革命實際上是一個產業界、技術領域、政府政策密切互動的過程，將是一個非常有活力的時代。

技術革命是最大推動力。然后是商業模式創新，也就是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先進技術沒有規模化發展，是不會產生革命性影響的。

當商業模式在部分區域取得成功，進入商業化發展的突破時期，就需要一個新的政策環境了。沒有一個良好的政策環境也構建不了新的商業模式，需要扶一把，掃清一些障礙，還有一些監管問題。

你要說誰能做引領者呢？過去能源企業大多是寡頭，以后能源將逐步由供應變為服務，服務需要貼身了解用戶。這是一場基于需求側響應的供給側革命。這時候，善于組織生產的大企業優勢就不顯著了，要有一個轉變和學習的過程。

綜合能源服務行業是一個前途遠大的行業。民營企業天然更擅長提供服務，小企業還更靈活更有創造性。未來會有千千萬萬個中小企業、民營企業進入能源服務領域，將迎來大發展的時期。

綜合能源服務不再局限于原來的節能，它是能夠發展成為對能源系統進行重構的力量，所有在能源服務行業的人都應該有這樣遠大的抱負。

這里面肯定有一個挺長的發展時期，有一些企業可能會脫穎而出。現在數字化做得比較好的，像新奧、遠景等，他們為行業做出很多探索。

配套的東西都在逐步成熟和完善，儲能、數字化技術、成本快速降低的新能源技術等都在迅速發展。他們像一個交響曲，演奏到什么時候是高潮？會不會有更加革命性的技術出現？我們還是充滿期待。

這需要一個過程，我不覺得需要十年，當然我也不覺得明年就能實現。我個人覺得，三年能見成效，五年能見大進展，十年能見革命性的改變。

記者：《能源發展“十四五”規劃》編制在即，你有哪些政策建議？

楊雷：我個人覺得應該從更加系統的角度進行規劃。我們經常是搞煤的說清潔煤，搞新能源的說新能源，相對而言缺乏系統的考慮。當然這個也很自然，能源行業發展到現在，有龐大的存量，也有很多現實利益。

咱們經常有句話說，立足當下展望未來。問題是，如果只是修修補補，最后就會發展到系統偏差很大。所以我說，應該是先展望未來，再立足當下。在這么一個革命性的時代，這點尤其重要。

知道未來是什么樣子，對當下很重要。一個傳統電站可能存續幾十年，如果可以看遠一點，就知道系統需要怎樣的變化，才能更好地規劃以適應新需求、新格局。

如果立足當下，我們會想，火電廠關停會有很多人失業，我們是不是把它改造一下，讓它增加一些其他作用來適應目前的問題。可是這樣補，明年可能又出問題，你補來補去，問題會積重難返。兼顧現實和未來會很困難，政府的同事們在討論這些問題時也會產生尖銳的思想碰撞。

所以問題在于，你是要更加注重當下的問題解決還是解決未來問題？我們有一些體制的優勢，制定五年規劃就是典型的例子，要我們立足對未來的判斷來開展當前的工作規劃，這也是為什么要制定五年規劃。起碼能研究五年以后的事，我覺得這個對做好能源工作還是大有裨益的。

記者：不久前，歐盟委員會提議將“2050年實現碳中和”寫入法律。去年，德國聯邦議院通過《氣候保護法》，首次以法律形式確定德國中長期溫室氣體減排目標，規定到2050年時應實現溫室氣體凈零排放。你如何看待這些新動向？這會對中國乃至全球能源革命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楊雷：這是積極正面的信號。我們也可以看到，歐洲在能源轉型和新能源發展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從政府到企業，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是最顯著的。他們能提出一個這么有抱負的遠景，對世界會產生很大影響。

這些國家慢慢實現碳中和，對未來全球的貿易規則、合作規范會產生影響。將來隨著國際上的減排努力，可能每個產品都會貼上碳標簽，國際社會可能重新制定規則，要求對有碳排放的產品加征重稅，不接受者可能會出局。

當然，這些假設的情景暫時還不是迫切的問題，但確實給我們一些可能的考量。中國既然要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成為新的引領者，就一定要在清潔發展、低碳發展上勇于承擔責任，勇于走到前面。

對于中國的新能源產業而言，歐洲此舉也是利好。因為投資看未來，有這樣的政策預期，可以吸引投資，促進產業發展。同時，在產業發展中可以促進相關技術的研發，從而進一步推動能源革命。

記者：目前，國際油價跌至過去十幾年來最低。哪些方面原因導致了這次暴跌？它對中國會有什么影響？

楊雷：從需求側看，受疫情影響，國際能源署測算石油需求可能減少2000萬桶/日，這就相當于下降了大約20%的需求。

從供應方面講，過去幾年美國頁巖油氣革命成功，產量爆發式增長，改變了能源格局和全球地緣的態勢，OPEC份額越來越小，這是大的背景。短期的直接誘因，就是俄羅斯和沙特為代表的OPEC沒有談攏達成新的限產協定，爆發了價格戰。

對中國有什么影響呢？中國是能源進口大國、消費大國和生產大國，一個穩定的價格預期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也符合全球利益。

為什么呢？因為中國這么大的體量，如果市場價格劇烈波動，會使各種投資預期都變得不明確，大起大落，對能源的穩定供應造成不利影響，甚至對新能源產生負面影響，對于各行各業也都會帶來沖擊。像中國這樣的大個子應該更關心全局和預期，而不只是短期利益，暫時多進口一些便宜油解決不了安全問題，況且將來也可能還要補回去。

所以，一個穩定的可預期的能源市場，符合中國的根本利益，也符合當前疫情之下振奮信心的需要。外交部發言人三月初答記者問的表態不是官話，是實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