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1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上明確提出“四個革命、一個合作”的重大能源戰略思想。

當時，中國所處的客觀環境是，能源需求壓力巨大，能源供給制約較多，能源生產和消費對生態環境損害嚴重，能源技術水平總體落后。

與此同時，伴隨著世界能源轉型的大趨勢，中國作為能源大國和負責任大國，也肩負著推動技術創新、促進地區能源轉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任。

能源是人類活動的物質基礎，能源革命伴隨著人類文明進步的始終。從能源資本角度看待能源問題，進一步學懂、弄通“四個革命、一個合作”的重大能源戰略思想，具有現實指導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能源認知革命：能源的本質是可以持續創造價值的資本

能源革命的基礎，首先是認知革命，要正確認識和理解能源的本質屬性。習近平總書記“四個革命、一個合作”五位一體是一個辯證統一的有機整體，它來源于舊能源秩序，必定會開創一個新的能源秩序。這個有機體存在著一個本質的驅動力，也是各種能源形態的“內核”——資本。

人類社會所創造和積累的財富，都離不開以太陽為能量來源的各類能源產品。迄今為止，人類經歷了四次重大能源轉型或能源革命，每一次都是能源資本創造價值的體現。

第一次，人類學會鉆木取火，與動物界徹底區分開，柴草、樹木的價值潛能被發現，這是“植物能源時代”。第二次，西方工業革命中催生蒸汽機，煤的價值潛能被發現并固定下來，這是“煤炭時代”；隨著技術進步，石油和天然氣這兩種能源形態的價值潛能被發現并固定下來，稱為“石油時代”。第三次，隨著現代物理學的發展，原子核深處巨大的能量得以應用，原子能這種能源形態的價值潛能被發現并固定下來，標志著人類進入“核能時代”。第四次，在能源革命浪潮下，各種新型能源形態的價值潛能被發現，這是全新的“新能源時代”。

在每次能源轉型和能源革命中，各類能源形態的價值潛能即資本屬性被發現，并傳承下來，成為能源資本。能源資本轉由能源資產轉化而來的，這種轉化需要四個因素。

一是貨幣資本

能源資產轉化為資本的過程，是商品生產和交換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貨幣資本所購買的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包括各種能源形態）凝結了上一個生產循環中所創造的貨幣資本價值。能源資產轉化為資本后，投入到其他經濟活動之中，其價值凝結在生產過程所形成的商品中，由此完成“產業資本”循環，能源資產價值得以顯現。

二是人力資本

人是所有經濟活動的發動者、參與者與價值創造者。在知識經濟時代，人力資本不論是數量上還是收益上，都遠遠超過物質資本，這是因為它已經攜帶能源資本持續創造價值的“遺傳基因”。

三是技術平臺

能源資產要想轉化為資本，必須要有一定的技術平臺。技術進步既能從物質資本上體現出來，也能從人力資本上體現出來。技術平臺涉及不同形態的能源資產轉化為資本的各種技術手段，是能源資本持續創造價值的“孵化器”。

四是市場環境

商品交換和經濟運行必須在特定的市場環境中才能進行。市場是社會分工和商品生產的產物，哪里有社會分工和商品交換，哪里就有市場。能源資產只有在市場環境中，才具備轉化為資本的必要時間和空間。

資本是人類在創造財富過程中所形成的社會權力，這種社會權力的恰當運用，結合人類勞動可以創造新的價值，形成新的財富。

這個過程循環往復，人類社會文明進步也就會持續下去。各種能源形態在價值創造的過程中，猶如“細胞分裂”一般，從勞動和資本中分離出來，成為在某種正規所有權制度下的資產，然后再通過前述貨幣資本、人力資本、技術平臺和市場環境這四種要素而轉化為一種獨特的、可以持續創造價值的資本形態——能源資本，這四種要素便是能源資本DNA結構的四種“遺傳基因”。

能源消費革命：消除因能源資本過度消耗帶來的“迭加蝴蝶效應”

能源資本DNA結構的每一種“基因”，既有持續創造價值、驅動經濟增長的“遺傳”功能，同有阻礙資本發揮價值創造能力、約束經濟增長的“變異”功能。這兩種功能的載體分別是驅動因子和約束因子，對經濟增長和生態環境產生某種干涉。

能源資本的驅動因子，是各種能源形態所含有的能量值及其價值潛能，決定著經濟增長的快慢。驅動因子主要以能源資本投入數量來表征，反映的是貨幣資本和人力資本投入的強度。

能源資本的約束因子，是指把各種能源形態的能量值及其價值潛能釋放出來的水平和效率，決定著經濟運行質量和效益的好壞。約束因子主要以能源資本使用效率的高低來表征，所反映的是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的水平，是對能源資本質量的規定性。

能源資本的雙因子類似于生物學中DNA的雙螺旋結構，通過某種機制形成能源資本的內部穩定性，一個因子發揮作用，是以另一個因子發揮作用為條件。現實生活中的經濟增長總是處于速度和效益、數量和質量的動態平衡過程，需要能源資本驅動因子和約束因子協調，這是能源資本雙因子干涉理論的運行機理。

從能源資本DNA的四種“基因”的內稟特征來看，他們對經濟增長都具有驅動和約束功能。貨幣資本和人力資本供給充足時，能源資產對經濟增長具有驅動作用；反之對經濟增長就具有約束作用。推動能源消費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費的實質，就是盡可能發揮能源資本的雙因子協調執行功能，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盡可能減少能源資本消耗，使生態環境受到較少破壞。

氣象學有“蝴蝶效應”現象，一只蝴蝶扇動翅膀可以產生巨大連鎖反應。科學研究表明，氣候變化與化石能源的消費相關。能源資本的價值創造過程伴隨二氧化碳排放，這個排放過程不可逆且不斷地產生積累效應，使各個局部“蝴蝶效應”迭加起來，使地球生態環境不斷惡化。我們把這種現象稱為“迭加蝴蝶效應”。

舊的邏輯認為，污染是進步的代價。但從長遠來看，污染對經濟增長的阻力可能更大。如果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有意識地制約能源資本驅動因子的職能，加強約束因子的職能，那么“迭加蝴蝶效應”就會受到制約甚至消除，我們稱這種現象為“逆蝴蝶效應”。

為了消除或緩解能源資本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必須對構成能源資本DNA結構的四種“基因”性狀進行改造，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其“遺傳”特性。這種改造的具體化，就是實現能源形態的轉型，通過貨幣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恰當投入，開發出某種新的能源形態轉化為資本的技術平臺。通過這種“基因”改造，有效地促進能源資本的驅動因子和約束因子協調執行職能，有效消除生態環境的“迭加蝴蝶效應”，努力促進“逆蝴蝶效應”形成。

能源供給革命：夯實能源資產轉化為能源資本的物質基礎

能源供給革命包括兩個含義：一方面，不斷擴大各種能源形態的供給渠道和總量；另一方面，加快能源轉型步伐，為綠色發展提供新的能源形態和能源利用方式。

被稱為“精英能源”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這三類能源形態的大規模應用，為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做出了獨特貢獻。在新的歷史時期，“精英能源”表現出三個特性：一是不夠多，儲量總是有限；二是不夠用，不能滿足人類社會全部能源需求了；三是不夠好，對生態環境造成極大污染和損害，形成“迭加蝴蝶效應”。

現代能源利用趨勢是由“高碳”向“低碳”、由“低密度”向“高密度”轉變，由“黑色”向“綠色”轉變。從柴薪到煤炭，再由煤炭到石油，由一種高效的能源形態替代低效的能源形態，具有自然選擇的意味。

能源轉型主要針對能源消費量轉化、能源形態轉變以及能源資本轉移，是對龐大的社會工業體系、生產方式、經濟結構重塑的過程。這對所有國家都是巨大的挑戰，尤其對于尚未完成工業化進程的發展中國家，如果不在經濟上有所犧牲，就很難在環境約束和成本約束中達成平衡。能源轉型不是單純地用一種能源形態替代另一種能源形態，而是整個社會的綜合轉型，是對能源資本DNA結構四種“基因”的“基因改造工程”。

能源轉型的一般含義，就是由新能源代替舊能源。對于什么是新能源，需要從兩個維度來認識：一是能源形態利用的先后次序，二是能源利用技術手段的新舊程度。

能源形態轉型，主要是由傳統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轉變。傳統能源與可再生能源之間存在著三個不同：第一是有限可用性與永久可用性；第二是有排放物與零排放物；第三是體系差異。越用越少的能源總要被理論上來說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新能源替代，落后的能源利用技術總要被先進的技術所替代。能源轉型的難度或障礙，主要是如何克服第三個不同，打通傳統能源與可再生能源之間的體系轉換通道。

能源轉型是一場革命，應該分兩步走：第一步，低碳取代高碳（油氣取代煤炭）；第二步，無碳取代有碳（非化石能源取代化石能源）。從現在國際上的一些實踐來看，這是可以做到的。人類的決策可以加速能源系統的轉變，但并不能從本質上改變能源發展的自然屬性，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兩個方面都要減少能源的消費，逐步加大非化石能源的供應比例，采用更加先進的技術提高能源的轉化效率，這是能源供給革命的本質要求和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