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是庚子年的“黑天鵝”，舉國聚力終究會戰勝疫情。隨著春天來臨、氣溫升高，勝利的天平終在向我們傾斜。疫情只是我國歷史長河的溝溝坎坎之一而已，疫情之后還是要搞好經濟。預則立、不預則廢，電力企業已經果斷出手，主要分為加大固定資產投資、提前項目開工和直接進行電價優惠三大傳統手段。

三者都有直接發力、見效迅速的特點，需要引起重視的是加大投資的相關部門要做好項目投資技術經濟性評價，避免項目投資泥沙俱下；提前項目開工要評估項目提前投入對收益的影響，避免或者降低寅吃卯糧的不良影響；普惠式降價要努力避免“大水漫灌”，強調指向精確、定位準確。做到了這些才能保證不留后遺癥，更加有效發揮傳統手段的作用。

除了傳統的手段，新一輪電改進行了5年，在即將開始的的第6個年頭上，電力市場的主體和成員們應當按照市場化的思維方式，采取有效措施為疫后經濟發展作出貢獻。

電力行業歷來就有“事故狀態保機組、發展困難保負荷”的良好傳統，即發電機組特別是火電機組，由于存在高溫、高壓、高速旋轉設備，其維修時間遠遠長于輸配電設備的維修，所以在電力系統發生事故的情況下，優先保證發電設備安全，以確保系統供應能力可以盡快恢復；當經濟發展遇到困難，電力行業的傳統是降低自身盈利，甚至承受短期虧損，要保證負荷，也就是用戶的生存和發展，否則當負荷消失，電力行業將遇到持久的損失。

當下，在電力市場化進程中，市場主體和成員的自救與互保也是保負荷的應有姿態，應該講與電力行業的優良傳統本質是一致的，各個主體和市場成員都有很多措施可以采取。

售電公司

售電公司是新一輪電改產生的市場主體，是最有活力的群體。疫情過后，甚至疫情期間，售電公司都能為客戶提供大量的服務，與客戶同呼吸、共命運。

首先，售電公司可以協助用戶，落實國家近期出臺的“兩部制”電價容量電費減免等一系列優惠政策。由于用戶特別是中小用戶對國家政策信息的掌握渠道不通暢、理解不深刻，售電公司可以發揮專業優勢，幫助自己代理的用戶將優惠政策落到實處。

其次，售電公司特別是發電企業的售電公司，可以基于互惠互利的原則，對于有潛力、暫時困難的企業，在確立長期合作關系的前提下，以擔保等方式為用戶提供金融服務和給予減免售電服務費的優惠措施，也可以采用近期“分享虧損、長期分享利潤”的方式為用戶減壓。

最后，對于長遠發展前景看好的用戶，售電公司可以以債轉股方式，成為用戶的股東，形成以股權為紐帶的長期戰略合作關系。

發電企業

發電企業作為市場主體除了售電公司采用的方式外，可以在形成長期戰略合作的基礎上，允許電力用戶緩交電費中發電企業對應的購售電費部分。

現行電費結算的相關規定，是原國家電監會制定的結算辦法，電網企業要在用電后次月的15日前支付發電企業上網電費50%，次次月結清。然而，實際交易過程中，用戶往往存在用電前支付電費的情況。

針對這種用戶承擔的資金時間成本，發電企業可對于形成長期合作關系的用戶，對于用戶支付的購電費中應支付給發電企業部分，要求電網企業采用減少首次支付比例，增加次次月結算比例的方式減輕對應用戶負擔。

另外，監管機構要求電網企業進行電費結算時，支付的承兌匯票比例各個發電企業應當相同，發電企業可以要求電網企業結算過程中，允許形成長期合作關系的用戶定向支付高比例的承兌匯票，尤其是變動成本較低的水電等可再生能源企業，或者是折舊基本完成的發電企業，都可以多接受長期合作關系用戶的半年乃至一年期承兌匯票，用以減輕對應用戶的財務負擔。

電網企業

電網企業是市場成員中負債率較低、家底最為厚實、手段選項最多的企業，所以有能力在國家出臺的降低容量電費等疫后措施中貢獻很大力量。除了加快輸電網大型項目投資和進行電費優惠，電網企業可以做的事情至少還有以下四方面：

首先，電網企業可以盡量減少預收電費，采用與支付發電企業電費同步同比例的方式，推動電力用戶后付費，可明顯減輕未與發電企業達成長期合作關系的市場化用戶和非市場化用戶的資金壓力。

其次，電網企業可以在監管機構的授權下，推動新增用戶接入工程的設計、施工、設備采購等方面盡量減少分包，降低新增用戶接入系統成本。

再次，電網企業可以發揮自身承受能力強（資產規模大、負債率低）的優勢，增加收費過程中接受用戶承兌匯票占應交電費的比例，甚至一段時間內輸配電費可以完全用承兌匯票支付，但不增加支付發電側電費的承兌匯票比例。

最后，電網企業可以加快合表用戶的改造，目前國內存在大量用戶資產的電網，這些電網內部很多用戶并不屬于擁有該電網企業的資產，因此產生了屢禁不止、法禁理合的“轉供電”問題：不讓其加價，用戶網確實從事了配電業務（甚至輸電）；讓其加價又成了國家禁止的“轉供電收費”。

解決之道，無非兩個方向，一是電網企業提高一戶一表改造資金占疫后投資總額的比例，加快進行一戶一表改造，在疫后需要拉動投資的情況下，一戶一表改造對應的是“高質量用電”、“提高用戶用電量”，其投資是高效并符合配網發展方向的；如果電網企業暫時無能力或者打算，相關部門完全可以采用“零門檻”的準入，將這部分合表用戶所在的用戶網就地轉為增量配網，引入其他資本投資，同時徹底解決“轉供電”問題。

電力用戶

電力用戶盡管是直接承受壓力的市場主體，但是卻不可以坐等國家優惠政策和電力行業給予的幫助，特別是不能認為這些幫助是天經地義的。

已經參與市場交易的電力用戶，應當認真評估自身的情況，在配合售電公司落實國家給予的優惠政策同時，積極與售電公司和發電企業溝通，展示自身的優勢和發展潛力，以及長久合作的意愿，爭取售電公司和發電企業的支持，以長遠的合作換取短期合作伙伴的暫時無私支援。

對于用戶當中經營未受疫情影響，甚至有所助力的企業，要講求社會責任，一定程度放棄國家給予的優惠政策，甚至可以通過減少承兌匯票支付電費、預付電費等多種方式，減輕電網企業、售電公司和發電企業壓力，勻出更多的資源幫助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用電企業。

對于這類盡了社會責任的電力用戶，一方面可以在未來的信用評價中予以記錄，另一方面對于該類企業生產經營緊密相關的上下游企業，可由該企業擔保與售電公司和發電企業形成長期合作關系。

對于享受了售電企業、發電企業和電網企業支持的用戶，在恢復了基本的增長、經營困難基本渡過后，應當主動退出幫扶政策，以便有限的資源更有效地幫扶其他企業，并減輕售電企業、發電企業和電網企業的“輸血”壓力。

俗話說：好借好還，再借不難。享受幫扶的用戶樹立了良好信譽，表現了積極進取的“精神狀態”，才能取信于人，才能通過互助機制，形成整個產業鏈條的良性循環和發展。

必須要指出的是，上述辦法均為短期辦法，我國素有“救急不救窮”的說法，短期辦法均應設計退出時限，對于一定時期仍然不能恢復正常生產經營的企業，退出市場，或者進行資本重組，反而是對社會總財富的一種止損。

電力市場“四新”為疫后經濟培育新動能

上述這些市場化思維的辦法，很多既適用于疫后的短期恢復，也適用于未來電力市場經營活動中，用戶短時困難的幫扶，并非只有短期意義。雖然這些辦法將會長期在電力市場里存在，但是這些辦法對于市場主體和成員仍然屬于“術”這個層面，市場主體和成員仍然要在“道”層面加以努力。這里的“道”就是從更高的層面看推動經濟恢復和發展，電力市場主體和成員在疫后更應該做的就是繼續配合政府有關部門推動電力市場化改革。因為，電力市場化改革本身就對經濟發展有全新的推動力，尤其在中長期視角來看。

國際上的市場化改革，平均綜合電價除個別地區外均未出現明顯的下降，但是世界范圍內電力市場化始終是主流發展方向。究其原因，電力市場化以電力現貨市場建設為核心，電力現貨市場帶來了時序的電價信號和位置區別的電價信號，從而為電力市場化國家帶來了“四新”，即新的就業崗位、新的電力技術、新的電力能源、新的電力組織業態，這些都是疫情后急需的積極因素，是更長時期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一是新的就業崗位。電力市場本質是電力商品生產社會分工細化：不但傳統的發、輸、配、售等環節會逐步資產分開或財務分開，不斷細化的社會分工自然會創造新的就業崗位，而且原來為電網企業一家科學配置資源存在的科研、軟件服務、計量、通訊等行業，逐步轉化為為數量龐大市場其他主體服務。需要服務的主體多了，新的企業以及新的就業崗位就會自然而然隨之而來。

一個待遇良好的就業崗位，意味著一個小康的家庭，一個消費促進經濟增長的單元，積沙成塔、聚少成多，充足的就業崗位會讓經濟具有更強的韌性和更強的內在發展動力。新一輪電力體制改革，售電公司如雨后春筍般的發展就是很好的例子，已經吸納了大量的就業人口。

另外，電力現貨試點剛剛開始，軟件服務、咨詢、培訓等高新公司迅速出現，如廣東從事仿真的某公司、清華從事軟件開發的某公司等。這也是電力行業很多精英“下海”和很多業外精英“入行”的根本原因。總之一句話，電力市場化不但能夠完成國家要求的“穩就業”，還能進一步的“增就業”。

二是新的電力技術。電力市場是基于我國龐大復雜電力系統的配置資源機制，將產生大量的技術需求，為新生技術提供優越的孵化器。同時，電力市場機制不存在“大水漫灌”，是競爭機制下的新技術培育方式，相對補貼新技術將有更高的孵化效率，國際經驗表明一個設計良好的、以現貨為核心的電力市場會極大推動電力相關技術的發展。

例如，大規模儲存電能并不經濟，我國的儲能行業一直呼吁補貼或者納入壟斷環節成本，而國外快速發展的儲能技術并未依靠行業補貼，而是直接通過電力現貨市場高峰和低谷幾十倍的價格差自然生存和發展了起來，分布式發電也與儲能技術的發展有類似之處。

再如我國8個試點的技術支持系統均未完全國產化，其中求解器部分均為國外生產（IBM）。我國整體技術支持系統技術水平較低，穩定性和精度并不能完全滿足市場建設需要。除技術支持系統以外，各個市場主體均有仿真系統和營銷系統的購買需要。電力市場化所需的相關軟件，很有可能成為電力行業下一個風口，而電力技術支持系統相關技術的發展，將對我國大型工程軟件的國產化和系統化產生深遠影響。

三是新的電力能源。尋找、培育和發展低碳、清潔的新能源是我國電力工業的既定目標。我國的可再生能源行業在計劃體制下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總規模已經處于世界領先，但是我國產生了很多其他國家沒有的問題，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遇到了瓶頸，如可再生能源與傳統電源的激烈沖突，下一步如果不解決這些問題可能影響我國的能源轉型。

國際經驗告訴我們，發達國家一般是已經完成了電力市場化，特別是電力現貨市場建設，才進行的能源轉型，電力現貨市場機制有利于可再生能源發展。電力現貨市場以變動成本為競爭的基礎，可再生能源的特點就是變動成本低，自然而然就依靠電力現貨市場優先消納了電量，而提供調節服務和兜底服務的傳統電源可以在容量市場和輔助服務市場獲得穩定可預期的收益，傳統電源也心甘情愿的讓出發電空間，實現了與可再生能源的共同發展。

同時，激烈的市場競爭，選擇出了性價比最高的輔助服務電源和容量備用，淘汰了部分低效傳統機組，最大限度的緩解了可再生能源發展帶來的電價增長壓力。

四是新的電力業態。新業態一般是指基于不同產業間的組合、企業內部價值鏈和外部產業鏈環節的分化、融合、行業跨界整合以及嫁接信息及互聯網技術所形成的新型企業、商業乃至產業的組織形態。新業態的來臨主要基于信息技術的革命、需求倒逼和產業升級。

在產生新業態方面，電力市場化，特別是電力現貨市場產生了海量的交易信息，受市場主體交易需要，電力系統運行信息公布的范圍空前；海量的時變電價信號、海量的電力系統運行信息，基于互聯網、云計算、物聯網和大數據，以及目前方興未艾的基于5G的移動互聯技術，將模糊電力生產者和使用者的界限，將電能與天然氣、熱力等其他能源跨界聯合，電力用戶從傳統的被動接受系統安排，逐漸變為與系統交互的微系統。

電力市場是以用戶為核心的經濟機制，由于不同細分市場甚至是單個個體的用戶需求有所不同，因此，電力企業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其價值主張和滿足程度對每個也將有所不同，1對1推薦和1對1精準營銷已經成為不可回避的商業現實。

在電力供需平衡有盈余的今天，單純的電能制造已經不再成為利潤增長點，靈活的市場機制下，渠道的創新以及需求的創造成為了新的電力企業經濟效益的增長點，更為便利、方便和充滿用戶個體決策體驗的電力消費方式需求已經快速替代了獲得穩定電力供應的需求。近幾年，綜合能源、虛擬電廠的快速發展就是明證。

新一輪電改走到今天，我們的電力工業已經走入了“半市場、半計劃”的雙軌制階段，這是具有中國特色和很難逾越的改革過程階段。既然已經進入了雙軌制階段，應對疫后的困難，就應該短期措施兩軌同時發力：既有政策性的優惠措施和增加投資及提前開工的措施，也要有市場化手段的避險和克服困難的機制。

長遠上看，電力市場化就是進一步解放我國電力工業的生產力，維護電力工業長時間高質量發展和連續穩定供應的關鍵手段。電力市場化本身會創造的“四新”，不但對未來我國的經濟發展有益，更對短期推動疫后經濟恢復有很大幫助，當然這對我國電力行業的治理能力是個很大的挑戰。

不論如何，市場化配置資源為主意味著我們會逐漸從“雙軌”過度到“單軌”，不論是政府部門、監管機構、電力企業，還是電力用戶，必須要學會未來通過市場機制克服發展困難和保障民生。因此，疫后的經濟恢復，市場手段和市場化改革大有可為，市場主體和市場成員們要做的事情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