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是當今最嚴峻的全球性挑戰之一。我國要在2030年左右或盡早實現達峰目標，從現在起就必須有一大批城市、區域率先達到排放拐點。可以說，城市探索碳排放達峰的路徑，有力支撐了中國乃至全球的綠色低碳發展。”日前，一場關于“中國城市碳排放達峰和低碳發展”的研討會在成都舉行，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別代表、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院長解振華開宗明義，首先指明“城市”在應對氣候變化中的重要作用。

以個體為單位，城市如何參與應對氣候變化這項全球性工作？在此過程中，大家又遇到了哪些難題與困惑？多個低碳試點省市紛紛建立，有哪些寶貴經驗可復制與推廣？帶著問題，記者采訪了多位與會專家、城市負責人。

“達峰”非但不會阻礙發展，反將增強城市活力和后勁

在解振華看來，應對氣候變化從根本上說，就是要轉變高消費、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傳統發展方式、生活方式及消費模式，將氣候變化的挑戰轉化為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機遇。“為此，我們采取了調整產業結構、優化能源結構、提高能源資源利用效率、發展非化石能源等多項措施。截至2018年底，我國GDP相比2015年水平增長了三倍多，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卻下降45.8%，已超過2020年碳強度下降40%-45%的上限目標，并有望實現2020年非化石能源比重達到15%的目標。”

達峰情況整體向好的情況下，“個體”越來越受到重視。解振華進一步指出，《巴黎協定》鼓勵城市等非國家行為主體參與氣候行動。對此，我國也在積極推進低碳城市的試點工作。

“全國已確定87個低碳試點省市，其中有72個提出了自己的達峰目標。很多城市將達峰時間提前到2020年，還有些城市定在2025年。”解振華表示，這些試點積極探索符合本地實際的綠色低碳發展模式及碳排放達峰路徑，尤其是節能、提高能效、發展可再生能源等方面，基本均走在全國前列。“這充分說明，建立一個有力度的達峰目標，非但不會阻礙城市發展，反而將培育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增強城市發展的活力和后勁。”

另據生態環境部應對氣候變化司副司長孫楨介紹，先后展開的3批試點工作，幾乎覆蓋全國所有省份，也涵蓋了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隨著低碳意識普遍提升、行動力度進一步加大，如何保持低碳試點的先進性，并繼續向前推進一步，值得我們共同思考。”

頂層設計、能源結構、監督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尚待發力

方向明確，積極探索的經驗有之，困惑與難題亦有之。本次會議還吸引了多個城市的相關負責人，目的之一正是前來“解惑”。

“作為國家第二批低碳試點城市，青島也簽訂了《巴黎協定》，提出2020年左右提前達峰的目標。但青島本身能源資源相對匱乏，百分百的煤、油、氣，及20%左右的電力依靠外力，能源消費總量近年雖有控制，但目前仍呈現緩慢增長的態勢。要想實現目標，能源結構亟待進一步優化，GDP單位能耗也需再有一個大幅度下降，對我們而言任務艱巨。”青島市生態環境局應對氣候變化處副處長劉贊坦言。

這不是個例。浙江省應對氣候變化和低碳發展合作中心副總工程師蔡和也稱，浙江雖嚴格約束高耗能產業發展，但能耗整體尚處“不降反升”的趨勢。“尤其煤炭消費占比仍達到45%左右，可再生能源整體比重不是很高，能源結構調整依然是一大痛點。”

蔡和同時指出，達峰目標雖已確定，但在不少城市，落實機制并未完全形成。小到各項約束、考核指標，大到清晰的時間表、路線圖，均有待進一步確定。“這也是當前乃至‘十四五’期間需要解決的難點之一。”

“以走在‘減碳’前列的廣東、浙江、江蘇三省為例，至少目前還未拿出一套清晰或成文的達峰路線圖。減排工作要有更大作為，很多空間亟待填補。”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主任徐華清指出類似問題。

另一共性問題是監督機制的缺失。記者從多地相關負責人處得知，在現有監督體系中，與“碳減排”配套的考核力度仍顯不足，一定程度上拖了達峰目標的“后腿”。

“對天津而言，我們就嘗到中央環保督察的‘甜頭’，很多過去推不動的工作、部門之間的障礙，在督察推動下實現了落地。協同管理、協同監督有其重要意義，但目前在考核指標、監管方式、標準規范等方面仍有欠缺，甚至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天津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院副院長康磊感同身受。

算好直接與間接排放“兩筆賬”，分布式清潔能源是出路

針對上述困惑，與會專家為城市開具治理“良方”。

“想實現達峰，城市首先要算兩筆賬，即城市范圍內化石能源直接消耗和耗能產品使用的間接排放。”國務院參事、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主任劉燕華指出，目前在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碳排放仍根據能源生產和交通建設的直接排放來核定，峰值核定也是如此。但從某種意義上說，高耗能產品的消費者也要承擔部分責任。“城市基礎設施密集，建設需求量非常大，耗能產品的人均消費量同樣很高。該部分排放雖暫未被納入核算，但遲早將提上議事日程。對此，還應極早部署和安排，低碳消費可能是達峰城市的下一個目標。”

站在消費角度，劉燕華同時表示，2018年，我國能源消費總量為46.4億噸標準煤，同比增長3.3%，而消費增加主要就集中在城市。在此背景下，分布式清潔能源應成為低碳發展的出路所在。

“我國可再生資源豐富、發展積極性高，為何還會大面積出現棄風、棄光等現象？除一部分技術原因，更重要的是體制機制的因素。壟斷是發展分布式清潔能源的攔路虎，目前一些曾經的障礙已有所松動。對于城市而言，增加自主可控的能源十分重要。”劉燕華稱。

對此，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何建坤表示贊同。“碳排放達標的重要前提之一，就是改善能源結構，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保障能源需求的同時，降低單位能耗的碳強度。我國單位GDP能源強度和碳排放強度雖下降較快，但目前仍處于高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7倍、發達國家的2-3倍。這說明，城市在降低GDP能源強度、大幅度節能及控制能源消費總量方面，還有較大空間和余地值得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