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巴黎氣候協定》正式簽署，其核心目標是將全球氣溫上升控制在遠低于工業革命前水平的2攝氏度以內，并努力控制在1.5攝氏度以內。要實現這一目標，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需要在2030年之前減少一半，在2050年左右達到凈零排放，即碳中和。為此，很多國家、城市和國際大企業做出了碳中和承諾并展開行動，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取得積極進展。

疫情前國際氣候行動的主要進展

第一，煤炭產能和投資下滑。在履行《巴黎氣候協定》要求和推進能源轉型的雙重背景下，各國增加了天然氣和可再生能源在發電結構中的占比，全球煤炭產量自2014年開始加速下降，煤炭投資也持續收縮。目前80個國家和地方政府及企業加入“燃煤發電聯盟”，承諾逐步淘汰燃煤發電。金融市場上，目前已有30多家全球性銀行和保險機構宣布將停止為煤電項目提供融資和保險服務。近1000家資產超過6萬億美元的機構投資者也承諾將從化石燃料領域撤資。

第二，可再生能源投資持續提升，海上風電投資創歷史新高。截至2019年底，可再生能源占全球裝機容量的34.7%，高于2018年的33.3%。2019年可再生能源在全球凈發電量增量中所占的份額為72%，90%來自太陽能和風能。全球能源消費已經開始由石油為主要能源向多能源結構的過渡轉換。

第三，全球電動汽車年銷量呈指數級增長。根據國際能源署（IEA）的最新報告，2019年電動汽車的全球銷量突破210萬輛，占全球汽車銷量的2.6％，同比增長40%。66個國家、71個城市或地區、48家企業已經宣布了逐步淘汰內燃機、改用零排放汽車的目標。中國和挪威等國都發出強烈政策信號，要大幅提高電動汽車的比重。

第四，綠色及可持續金融市場發展迅速。全球綠色債券規模在2019年躍升至2500億美元，約占發行總債券的3.5%，而五年前這一數字還不到1.0%。中國貼標綠色債券發行總量居全球第一。作為國際公共氣候資金的主要提供者，多邊開發銀行的氣候融資規模不斷上升，2019年達到616億美元，占到其總運營的30%以上，其中76%用于氣候變化減緩，近70%用于中低收入經濟體。亞投行的氣候融資規模在2019年占到其銀行總運營的39％。金融監管機構也意識到氣候風險正對金融體系構成威脅，具有聯合國背景的國際組織負責任投資原則（PRI）強制要求簽署成員自2020年起披露其氣候風險和治理指標。

第五，實行碳定價政策的轄區數量翻了一番。碳定價已成為抑制和減輕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并推動投資向更清潔、更高效替代品轉移的關鍵政策機制。截至2019年底，已有40多個國家和25個地區政府通過排放交易系統和稅收對碳排放進行定價，覆蓋了全球超過22%的溫室氣體排放，各國政府從碳定價中籌集了約450億美元。

疫情對國際氣候行動的影響

2020年新冠疫情的流行導致了全球經濟衰退，大規模封鎖造成的經濟中斷對區域供應鏈、就業和投資造成了嚴重影響，挑戰了許多國家的經濟基礎，也對全球氣候行動產生深遠影響。

一方面，疫情導致政府諸多優先事項發生變化，應對疫情沖擊也給大多數政府帶來巨大財政壓力，擠壓了各國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的財政空間。截至2020年7月，各國政府宣布的財政刺激方案總額接近12萬億美元，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刺激支出的三倍多。各國的刺激規模從260億美元到3萬億美元不等。美國為3萬億美元，是最多的，但美國的計劃基本沒有涉及環境和氣候領域，相反特朗普政府還明確提出要為化石燃料行業提供支持。此外，受疫情影響全球氣候談判進程受阻，COP26以及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大會均被推遲到2021年，許多關鍵議題談判被擱淺。

另一方面，疫情危機也轉化為許多國家和地區加速低碳轉型的動力。歐盟在2019年12月就通過一項新的可持續增長戰略——“歐洲綠色投資和公正過渡機制”，計劃動員至少1萬億歐元使歐洲在2050年成為第一個碳中和大陸。疫情期間，歐洲理事會發布了“下一代歐盟”經濟復蘇方案，將應對疫情危機與之前的可持續增長戰略相連接，將7500億歐元中的30%用于“綠色”支出，包括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提高能源效率、加大對環境和生態的保護等。

歐盟刺激計劃預計在未來10年增加1%的GDP，創造100萬個就業崗位，同時通過投資循環經濟，增加70萬個就業崗位。幾個歐洲國家也表示將以可持續的方式進行疫情后的重建。德國將1300億歐元刺激資金中的三分之一用于公共交通和綠色氫開發等領域。法國為其航空公司提供了110億美元的緊急援助，以幫助其在2024年實現減排24%的目標。丹麥撥款40多億美元用于社會住房的改造，以增加綠色就業崗位。英國啟動了440億美元的清潔增長基金，用于綠色技術的研發。

2020年9月，中國在聯合國大會上作出到2060年左右實現碳中和的政策宣示，并出臺了一系列“綠色”措施，包括提升新能源汽車的比重、啟動綠色發展基金、促進綠色金融發展、加強上市公司和發債企業環境信息強制披露等。日本和韓國也繼中國之后宣布要在2050年實現碳中和。

韓國的“數字和綠色新政”計劃投入73.4萬億韓元支持節能住宅和公共建筑、電動汽車和可再生能源發電。日本致力于加強太陽能、氫能和碳循環等重點技術領域的研發與投資。

中歐日韓等的碳中和承諾和綠色刺激方案不僅有利于促進疫情后的經濟復蘇，還將推動全球經濟邁向更具可持續性、包容性、韌性的新階段。

未來加快碳中和部署的關鍵事項

目前全球224個國家和地區中，已經有28個國家和地區確立了在本世紀中葉前后達成碳中和目標。從歐洲主要國家的碳中和戰略部署看，有幾項共同的關鍵事項：

第一，加快部署成熟的零碳解決方案。包括施行煤炭淘汰計劃，逐步降低天然氣供熱，建造大量零碳發電裝機，推動發電低碳化，提升行業能效。能源的“可獲得性、可支付性和環境友好性”已經成為歐洲國家和跨國石油公司轉型的主要驅動力。2020年7月，在國際能源署（IEA）清潔能源轉型峰會上，代表全球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80％的40個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部長強調，要讓清潔能源技術成為推動經濟復蘇的重要組成部分。IEA預計，到2035年可再生能源發電（包括水電）占全球發電量增長的一半。能源效率的提高則將主要集中在交通、建筑和制造業領域，這為智能家居、智能建筑的技術創新提供機會。

第二，推廣零碳技術。包括引導公共和私營部門加大在關鍵技術的研發力度，諸如儲能、可持續燃料、氫能，碳捕獲、利用或吸收技術等。近年來清潔能源行業經歷了顯著的技術變革，已經處于與化石燃料行業競爭的有利位置。一些大型科技公司不斷加大對可再生能源、儲能和燃料電池等領域的投資。未來十年，鋰離子電池技術可能主導電動汽車市場。而2030年后，更多潛在技術將超越鋰離子電池技術的性能極限。此外，包括先進核反應堆和電動飛機等在內的廣泛前沿技術也吸引了風險投資者的目光。氫能發展也將提速。日本早在2017年就發布了氫能源基本戰略。2020年6月，德國發布國家氫能戰略，確認了“綠氫”的優先地位。隨后歐盟公布醞釀已久的《歐盟氫能戰略》，在未來十年內將向氫能產業投入5750億歐元。加拿大、中國等也在設計氫能發展藍圖。

第三，全面激發對綠色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包括提供稅收優惠鼓勵民眾淘汰舊的汽油車，建設綠色社區，實施零排放車輛戰略，加大植樹造林力度，對垃圾進行分類回收和循環再利用，加大對屋頂太陽能的補貼、取消相關電力稅費等。

第四，創造有利的政策與投資環境。包括取消化石燃料補貼，進行氣候立法，制定碳定價政策，引入新的清潔燃料標準，投資清潔技術，加大綠色采購力度等；還要在價格驅動力不足的情況下，為脫碳提供額外激勵，鼓勵金融機構的負責任投資等。

對中國的啟示

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是在2030年實現碳排放達峰，到2060年左右實現碳中和，這意味著中國必須用30年的時間完成發達經濟體60年完成的任務。可以預見，中國碳中和之路將是艱巨而迅速的。從技術路線圖上看，這個過程不會是線性的，而是一個逐步加速的過程。中國需要充分借鑒國際經驗，在未來5—10年，優先推動重點排放行業和經濟基礎較好的地區率先達峰并進入下行區間，并加大對關鍵清潔技術的支持力度，同時加強碳排放核查、立法規范等制度性建設，為中國在2030年后快速深度脫碳打好基礎。具體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第一，優化能源結構，加速“去煤化”進程。能源電力行業承載著最先實現碳中和的期望。未來須合理控制燃煤電廠的總規模，盡快推進燃煤電廠的峰值發電，通過穩步推進傳統小火電的淘汰退出和高效火電技術的替代，以及加強電網建設、解決可再生能源消納等措施，使得清潔電力在總發電量中占比大幅提升。天然氣需要在達峰階段發揮“過渡性燃料”作用。因此中短期內，中國須優化天然氣的供給結構，同時大力推動碳捕獲、利用與封存（CCUS）技術的商業化應用，降低燃煤和天然氣的碳排放強度。

第二，推動交通電氣化。要實現交通領域的碳中和，需要優化交通運輸結構、提高交通運輸工具效率和提升低碳能源的利用水平。為此，需要加大對交通電氣化的投資，大力推廣智慧交通，提升新能源汽車的比重，同時積極推動航空和海洋領域生物燃料、氫燃料、電氣化等技術的創新和應用。目前中國針對新能源汽車和氫燃料電池汽車的部署已經開始。根據國務院的最新文件，到2025年，新能源汽車新車銷量要占到汽車新車銷售總量的20%左右；到2035年，公共領域用車將全面實現電動化，純電動汽車成為消費主流。文件還規定自2021年起，生態文明試驗區、重點污染防治區域的公共領域新增車輛中新能源汽車比例不得低于80%。可以想見，未來10年中國可持續交通（包括電動汽車、電動汽車充電基礎設施和公共交通）建設將大大加速，新能源汽車與能源、交通、信息通信的全面深度融合也將全面展開。

第三，加快建筑綠色和智能化。建筑部門應圍繞提升能效、加大清潔能源利用、強化綠色標準等方面展開相關工作。要加大照明、制冷等節能技術產品的應用，對既有建筑進行節能低碳改造，提高新建筑的綠色標準，鼓勵建筑領域清潔、低碳電力和天然氣的使用等。

第四，促進消費低碳化。從需求端降低對高耗能產品的消費需求是實現碳中和的重要舉措。需要加強節約型消費、綠色低碳消費等理念的宣傳，出臺激勵措施，引導和鼓勵居民購買節能低碳產品和使用智能化技術。還要加強對企業排放的監督，建立氣候環境信息自愿披露規范，引導企業生產低碳產品和采用低碳技術，并通過回購舊家電、鼓勵節能家電消費等方式促進新的綠色產業的發展。

第五，加快金融綠色化布局。推動氣候投融資與綠色金融的協同發展，擴大綠色金融試點范圍，引導金融機構提前布局凈零碳經濟，并激發資本市場對低碳轉型的支持力度，加強氣候投融資的國際合作，并通過國家綠色發展基金、綠色債券等引導社會資本流向低碳行業，將是解決中國低碳融資缺口問題的重要手段。

第六，完善碳定價機制，推動碳金融產品創新。碳交易市場即將在電力行業全面推開，首批納入的發電/供熱行業企業約1700余家，排放量超過30億噸，占中國總排放總量的46%。石化、化工、建材、鋼鐵、有色、造紙、電力、航空八大行業的碳排放報告與核查及排放監測計劃制定工作按計劃已經于2019年5月31日前完成核查、復核與報送，預計將逐步納入碳市場。但從目前七大碳市場試點運行情況看，中國的碳價水平還比較低，且試點區域的價格差異顯著。未來需要逐步完善碳定價機制，擴大碳市場交易主體覆蓋范圍，并探索以碳期貨為代表的碳金融衍生品交易和創新，加強中國碳市場的國際合作。

總的來看，疫情危機為全球提供了加快向能源友好型未來過渡的契機。中國在疫情期間，做出碳中和的承諾，有力地提振了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信心與決心，同時也對中國未來5—10年的減排行動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實現碳中和，需要中國當前的經濟結構和能源體系發生重大而迅速的轉變，需要中國政府進行良好的頂層政策設計，部署未來五年、十年甚至更長時期的氣候行動路線圖，包括轉變能源電力結構、完善碳市場、大力發展清潔技術、構建完備的綠色金融體系等。還需要政府充分考慮各行業、各地區的發展現狀，制訂差異化的達峰路線圖，并輔以充分的激勵和監管政策，激發地方政府和其他非政府行為體的減排潛力。

注：本文系2020年度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研究中心資助項目的階段性成果，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