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能源局油氣司原副司長楊雷近日以國際能源署（IEA）署長高級顧問的全新身份赴巴黎任職。這是IEA史上第一次聘用來自中國國家能源局的高級官員。在此之前，IEA和中國于今年3月在北京啟動了成立IEA-中國能源合作中心的相關程序。該中心是IEA成立42年來首次在海外設立的合作中心。兩個標志性意義的事件表明，中國與IEA的合作，以及中國參與全球能源治理將進一步深化。

　　赴巴黎任職前夕，楊雷接受了記者的獨家專訪。作為IEA署長高級顧問與IEA-中國能源合作中心未來的主要落實者之一，楊雷在談及未來的工作時坦然而專注，似乎早已進入狀態。

　　中國與IEA合作有進一步深化的基礎

　　記者：中國與IEA進一步深化合作有何現實基礎？

　　楊雷：我最近寫了一篇題為《從國際能源署演進看全球能源治理》的文章，談到了這方面的內容。從IEA的演變進程來看，它是一個在發達國家層面應對能源安全問題的組織，同時也為成員國提供能源方面的政策建議。有統計顯示，全球比較有影響力的能源類國際組織約有近30個，但這些組織的正式雇員人數加起來可能都沒有IEA多,這也體現出IEA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獨特地位。中國和IEA建立合作關系已有20年，近些年，隨著中國能源消費、貿易和海外投資的快速增長，中國和IEA走得越來越近。去年，中國成為IEA聯盟國，習近平主席關于建立全面開放條件下的能源安全觀正在成為我們開展國際合作的指導方針。對IEA而言，中國的加盟意義重大。IEA成員國目前的能源消費量只占全球能源消費總量的42%，中國的占比是23%，二者相加就是65%，接近全球能源消費總量的2/3，因此中國的加盟將使IEA在全球能源治理領域擁有更大的影響力和話語權。

　　記者：中國參與全球能源治理有何現實發展需要？

　　楊雷：作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費國，中國“少說多做”的傳統觀念已不適應當前的國際形勢，我們這些年遭遇的能源產品貿易壁壘、海外能源投資損失，乃至國際上的惡意揣度等都與這種落伍的觀念有很大關系。中國需要加強國際溝通，消除國際上的疑慮，需要參與國際能源產品貿易規則的制定和維護，否則必然會制約自身發展。

　　中國需要以更加開放的姿態面向世界。目前看來，無論是國內的能源市場化改革、能源領域的第三方公平準入等，還是中國參與國際市場的能源投資和貿易合作等，總體方向是越來越開放的，這是大勢所趨。

　　在處理一些能源領域的國際事務時，中國也愈發需要主動作為，不要像光伏“雙反”那樣，等到遭遇不公正待遇時才被動應對，這種亡羊補牢式的做法，已經不符合我們能源大國的需要。在應對氣候變化、能源轉型和推動新能源發展上，中國目前已經在成為一個引領者，中國去年所有新能源的裝機增量是全球其它國家增量之和，中國歷史性地解決了無電人口的供電問題,這其實也是對世界的貢獻，要知道撒哈拉以南還有1/4的人口用不上電，而中國在非洲的那些能源投資，恰恰是響應了聯合國和IEA關于消除能源貧困的倡議。我們應該以更加開放、坦誠的心態參與到世界能源大家庭中來，在承擔更多責任的同時，獲得更多的機會。

　　IEA和中國相互融入有需求也有挑戰

　　記者：中國參與全球能源治理應該包括哪些方面的內容？

　　楊雷：北京國際能源專家俱樂部總裁陳新華等能源專家對全球能源治理做過很好的總結，總體說來至少包括五個方面：第一，維護全球能源投資、貿易的公平規則；第二，協調制定能源政策，如應對氣候變化、空氣污染治理等，國際上希望中國逐步完善市場化、公開透明的政策體系，而這恰恰是中國正在做的；第三，促進數據透明度，加強統計方面的合作。能源生產消費的數據客觀透明，政府才能科學決策，企業才能做出正確、風險可控的投資決策；第四，推動能源領域的新技術推廣，以分布式能源為例，很多可再生能源難以實現長距離輸送，如何很好就地消納就需要經驗、技術、模式的互動探討。此外，各國應對氣候變化也涉及相互之間的技術轉讓。當前很多國際組織都在專門做能源技術的跟蹤和研究，中國也希望通過IEA這樣的國際組織獲得能源領域新技術發展方向的相關信息，科技部已經與IEA開展了很多的能源技術合作，并且成立了專門的合作辦公室。現如今我國正處在能源轉型的“十字路口”，這方面的合作將讓我們少走很多彎路；最后，能源安全仍然是全球能源治理的一個重要內容，如何提升應急協調能力和水平也非常重要。IEA有著強大的石油儲備體系，在應對緊急事件時可以做出整體協調，促進成員國之間互相幫助。雖然中國不是IEA的成員，但日本福島核電事故發生后，中國也向日本提供了油品方面的援助，但這種援助是非機制性的。能源大家庭的互相支持援助，除了能夠提升能源安全，也將推動全球和平發展。

　　記者：中國與IEA深化合作面臨怎樣的挑戰？

　　楊雷：特別需要強調的是，能源問題是全球化的共性問題，特別是在這個更加強調共享經濟的時代，在能源問題上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

　　回顧IEA的發展歷程，其職責一路演變，從最初的應對能源安全到逐步推行全球市場一體化、維護市場規則，再到現在越來越推崇清潔能源發展和能源轉型，積極迎接更加低碳、高效能源時代的到來，這是與時俱進的。沒有與時俱進的是，IEA迄今只有29個成員國，有人說它仍然是發達國家的能源俱樂部。近年來，IEA和中國相互融入的需求都很強烈，但也有挑戰。從IEA方面看，仍然有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條款制約，只有OECD的成員才能加入IEA，而中國并非OECD成員國，也很難在短時間內成為發達國家，所以IEA能否修改章程，從而對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敞開大門就非常重要。

　　但也有國際上的專家提出，即使IEA修改了章程，中國是否真的就會加入？能否履行相應義務，如一定程度共享石油儲備體系、提高數據透明度到IEA標準？不同的聲音總是會有的，就像當初中國加入WTO，也有很多擔憂和質疑之聲。因此需要雙方的共同努力，解疑釋惑，增加互信，找到現實可行的路徑。

　　IEA自身改革催生制度性轉化的突破

　　記者：IEA當前面臨什么樣的改革形勢？

　　楊雷：我認為IEA的改革目前有兩個維度。一是改革其組成體系。IEA是國際能源署，不是“OECD能源署”，應該吸納像中國和印度這樣的非OECD能源消費大國。未來，IEA需要體現更多參與性，不能只是“發達國家能源署”。二是改革更加凸顯全能源領域的專業化。IEA是能源署而非只是油氣署。IEA對傳統油氣的研究已是頂級水平。但應對氣候變化、能源轉型的需求，催生出多種多樣的清潔能源和新能源種類及業態。IEA作為一個國際機構也要迎合現實的發展需要，如IEA在近10年來也陸續成立了可再生能源、能效、煤炭以及技術等部門。

　　當然，國際上也有諸如聯合國倡議成立的可再生能源署這樣的新能源領域專業化國際組織。可再生能源目前尚處于發展初期，要在整個能源系統里實現持續發展，不只包括技術和發展方向的探討，還會涉及與傳統能源的協同發展，可再生能源系統的接入也要有經濟性等，這些都很實際，要求有系統性的協調和融合，技術層面和政策層面都要兼顧。

　　IEA有其得天獨厚的優勢，例如，能源領域多年的研究積累，其每年發布的《世界能源展望》已經成為全球能源行業的“旗幟”。當然也仍在不斷接受實踐檢驗。成為權威的專業機構，也是IEA不斷的追求。

　　此次法提赫·比羅爾當選IEA署長本身也極具歷史意義。比羅爾本來是IEA的專業雇員，IEA在歷史上從來沒有過自己的雇員成為署長的情況。我認為，比羅爾成為署長也意味著IEA將更加強調其專業化屬性。

　　記者：中國第一次派駐官員任職IEA，這意味著什么？

　　楊雷：從大的角度講，這意味著中國要深度參與全球能源治理。上月初在深圳參加G20能源部長會工作組第二次會議期間，我對美國能源部分管國際合作的助理部長說起我要到IEA工作，他說：“這件事我們早就知道，從我們的角度看，你能去國際能源署做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