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查道炯

　　3月28日，《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發布，“一帶一路”建設進入新階段。能源領域是“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重頭戲，然而，隨著國際國內的形勢發生變化，“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國的能源安全觀，中國的能源企業“走出去”在操作層面需要做何應對？近日，本報記者專訪了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查道炯教授。

　　中國能源報：“一帶一路”本身不是能源話題，但與能源又密切相關。您如何看待在“”一帶一路”大框架下的國際能源合作？在操作層面如何落實？

　　查道炯：我覺得“絲綢之路經濟帶”也好，“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也好，可能更多是一個努力的方向，而不是一個有時間表的對外投資方案。今年“兩會”期間，有一些代表委員建議中央能盡快拿出一個頂層設計、相應配套政策，以及具體項目，希望“一帶一路”能變得可“觸摸”，然后開始逐個項目建設。我認為這種急迫很有可能是欲速則不達。為什么？“一帶一路”框架下中方推出的任何境外項目，都會面臨同一個項目有多個投資來源的情形。而這個境外項目的目的地國家,在國際政治的框架下，無論它的基建和其它產業發展需求有多高,都是有選擇的。中央就“一帶一路”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中，“共商”是前提。

　　以往我們可能更多是想著如何與歐美市場、跨太平洋市場，或者經濟發達的地區和國家經濟接軌。根據我的理解，“一帶一路”構想是在告訴國內的企業以及對外經濟政策決策者們：在中國自身經濟進入“新常態”、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乏力的大背景下，有必要更多去到這些地方尋找一些機會，而不是關心沿線有多少具體的投資項目等著我們去做。

　　那么，在這個框架下，能源行業“走出去”的基本驅動，取決于我們對國內能源與經濟發展的需求形成什么樣的共識。實踐告訴我們，歷史上的“走出去”，就是為了從總量上保障國內能源消費，到海外去開采能源。而結合國內的新常態理解“一帶一路”，應對霧霾，包括生態文明建設，要調整能源消費結構，為什么要花巨資到國外投資能源項目建設，需要認真討論。宏觀層面上，我覺得中國的國際能源合作邏輯有必要從重視“保供應”向重視“調結構”轉變。現在看來這個問題還沒有引起足夠重視。　

　　中國能源報：隨著國際國內的形勢發生變化，“一帶一路”框架下的能源合作形勢也在發生變化，在此背景下，如何看待中國的LNG進口？

　　查道炯： 如果從快速應對霧霾的角度看，無論陸上管道天然氣還是海上LNG進口，都不是要不要做的問題，而是在什么時間段做成的問題。我覺得關于LNG進口恐怕有以下三個問題：首先， LNG的進口來源，是不是需要到海外投資才有保障？這是個非常嚴肅的問題。傳統邏輯認為，中資企業從源頭去控股一個氣田，或者獲得盡可能高的份額，才被視為有保障。其實，這種想法很不現實。資源富裕國在控制著其能源出口的速度，更何況是中國改善能源結構所不得不進口的天然氣。其次，LNG進口到底是要繼續堅持長期協議，還是要開始試水現貨市場？這一輪的油價波動，到現在為止，很多人恐怕已經看到了，還是市場在起作用。長協不等于低價。所以我們需要認真思考現貨LNG市場的優缺點。再次，即便是現貨，也需要考慮到底是不是非得由中資公司來控股才可靠？從中外關系的角度看，恐怕這應該是最嚴肅的問題。

　　有一個能源項目的合作模式很值得我們思考，就是福建煉油乙烯一體化合資項目，該項目由中石化、福建省、埃克森美孚、沙特阿美各投資25%興建，2009年正式投入商業運行。這是一個中外聯合在國內運營的很好例證。從開始談判到如今，該項目并沒有因為中美政治、外交關系的波折而受到負面影響。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一家大型的美資能源企業在中國的下游市場有高份額的參與。福建煉化這個合作模式為什么就不能用到LNG進口項目上呢？避免被境外國家或公司因政治或者其他原因而“卡脖子”，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通過中外多家公司聯合持股，既能分散原料價格波動的風險，又有利于阻止蓄意中斷供應的企圖。

　　歸結起來，就是一句話，擴大LNG進口或者是穩定其它形式能源的進口，如果還是按照傳統思維模式，必須是中資國有企業控制，恐怕難以做到。中國如此大的市場，應該允許各國外資搭中國發展的快車，分享中國的發展紅利。也應該讓非國有的中資企業參與。一條繩子上多綁幾個螞蚱，誰也退不掉，誰折騰誰受損。　

　　中國能源報：有人把“一帶一路”看作中國的“馬歇爾計劃”，還有人強調“一帶一路”不應過度強調能源合作，畢竟涉及到很高的政治敏感，按您剛才說的福建煉化項目運作模式，其實可以化解這種政治敏感性。

　　查道炯：敏感歸敏感，最終還是實際的利益。“一帶一路”必須考慮能源合作。而且合作了也不一定非要拿回來。將能源合作作為一般性的投資項目，這樣有何不可？

　　核心不在于是不是能源，也不在于是不是“一帶一路”，而是在合作過程中，應該如何考慮我們所參股，或者是參/控股的項目產品的出路。把對某一個項目的投資與其產品出路的控制力高度掛鉤，歷史上遇到的麻煩就特別多。

　　需要能源的不光是中國。如果把包括油氣在內的能源項目看成一個普通的投資，將其產品與中國市場的需求脫鉤，就應該去做。這也是符合中國利益的。

　　應該認識到，在“一帶一路”的框架下，對外投資的論證，要改變原來的貸款換什么，投資換什么的習慣性思維。就能源合作而言，我們應該大力宣揚的理念是要提高當地的能源供應水平，而且也要這么去做。同時，在追求“一帶一路”愿景的過程中，我國能源企業必須把境外項目風險管理水平的提高(而不是投資規模的擴大)放到更為重要的位置上。

　　中國能源報：這就涉及到兩個問題，一是全球能源安全格局在發生變化，我們的能源安全觀也要隨之發生變化，二是即使秉承過去的能源安全觀，我們也應該在操作性層面上做出改變。

　　查道炯：“能源安全觀”，可宏觀，可微觀。“居安思危”的警示，在各個國家都有，也很正常。在操作層面，我國傳統的能源安全觀中有一個很清晰的邏輯：資金、資產、操作、驗收、進口，都要交給國企控制。這不是雙贏，而且還會滋生別的問題，比如腐敗。從過去這么多年的經驗看，一些由國企包干的對外投資，反而把國內的腐敗鏈條延伸到了國外。

　　建議我們在油氣項目的對外投資中，走出追求控股的思維定勢。在投資環節，以回報率作為追求。在投資項目的產品出路環節，以分銷安排作為應對產品貿易價格波動的手段。總之，多想想如何避免包攬某個境外項目的所有投資風險。 　　　

　　中國能源報：實際上全球能源格局的變化，最大的推動因素之一，還是美國國內的形勢發生變化了，特別是頁巖油氣革命。但是在國際關系領域，過去的陰謀論太多了。

　　查道炯：從我剛提到的福建煉油乙烯一體化合資項目的順利運營過程看，外資參與中國的能源下游市場，是可行的。如果我們能認真研究學習一下這個合作模式，以及在此過程中各參與方是如何理解、把握國際能源形勢以及能源安全的，就可以發現，其實類似的合作可以有很多。

　　未來，無論從供應保障角度，還是減少國外經營的政治和外交摩擦的角度，我想我們需要兩個轉變，一是從長期合同轉變到開始試驗現貨交易上來，二是在滿足中國市場需求的同時，應該讓外商，至少在貿易環節，參與到中國市場建設中來，這才是應對所謂“陰謀”的有效選擇。

　　近日中國交通建設集團在斯里蘭卡科倫坡港城工程被叫停引起國內輿論普遍關注，無數類似實踐經驗告訴我們，“走出去”靠“自娛自樂”行不通，需要深刻反思。類似打包式的“走出去”項目，遭遇擱置或是暫停，將會是常態。“一帶一路”從操作層面，就是要從分散商業風險角度出發做項目。從這個角度說，“亞投行”的創建是一個好的開端。

　　中國能源報：關于中國要不要加入《國際能源憲章條約》的討論仍在繼續，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查道炯：正如我之前所說的，“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對外投資，能源的份量很重。盡管眼下國際油價走低，全球對能源消費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