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雙碳”目標下，碳排放成為產業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對我國的產業發展帶來巨大挑戰。推動高耗能產業向新能源富集的西部地區有序轉移，加快新能源的開發利用，從源頭上控制碳排放，是兼顧“雙碳”目標和產業發展的重要路徑。然而，東西部地區產業轉移面臨能耗“雙控”制約、營商環境較差和產業配套體系滯后等問題掣肘。應轉變理念做好頂層設計，強化區域協同聯動，優化營商環境，提升產業配套能力，推動高耗能產業有序向西部地區轉移集聚，為實現“雙碳”目標提供有力支撐。

產業轉移又稱工業轉移，是產業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區域之間進行轉移的經濟現象。縱觀全球產業發展史，產業轉移主要是在要素和市場需求驅動下，通過土地、勞動、資本、技術等要素的跨區域流動和重組形成新的發展格局。跨區域梯度轉移是產業發展的必然趨勢。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隨著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攀升和環境保護約束趨緊，東部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已經開始向中西部地區轉移。但是，由于西部地區營商環境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制約了產業轉移的進程和規模。在推進“雙碳”目標的新背景下，碳排放成為產業發展的重要約束新因子。而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尚未結束，能源消費仍將持續增加，強調控能會制約經濟社會發展。因此，應該調整思路，以控碳為導向促進低碳新能源的開發利用，驅動高耗能產業向新能源富集的西部地區有序轉移，實現“高耗能、高碳排”模式向“高耗能、低碳排”模式的轉型，在不犧牲發展的前提下實現“雙碳”目標。西部地區應抓住“雙碳”機遇，積極優化營商環境，推進新能源基地建設，提升承接高耗能產業轉移的軟環境和硬實力，將新能源優勢轉化為低碳發展競爭力。

一、“雙碳”目標下我國減排面臨嚴峻挑戰

我國能源消費以高碳化石能源為主，產業體系中高耗能的重化產業占比較高，并且尚處于能耗持續上升的工業化快速發展階段。在“雙碳”目標下，我國產業面臨巨大的減排壓力。

1.以高碳能源為主的能源結構是制約碳減排的根源

能源活動是碳排放的重要源頭。國際能源署（IEA）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能源發電與供熱貢獻了全球43%的碳排放。

我國能源結構以高碳化石能源為主，占比約85%。“富煤貧油少氣”的資源稟賦決定了我國能源消費“一煤獨大”的特征。2020年，我國能源消費為49.8億噸標準煤，煤炭消費39.6億噸，煤炭消費占比達到56.8%。煤炭消費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占能源活動碳排放總量的80%，占全國碳排放總量的比重達到60%以上。

電力是工業發展的重要基礎，而以煤電為主的電力結構成為工業碳排的源頭。截至2020年底，我國全口徑煤電裝機容量10.8億千瓦，占總裝機容量的49.1%，煤電消耗了50%以上的煤炭。2020年，我國全社會用電75110億千瓦時，其中工業用電50297億千瓦時，占比達到67%。以高碳能源為主的能源結構成為工業減碳的重要挑戰。

2.以重化產業為主的體系是碳減排的巨大挑戰

產業結構是影響減排的重要因素。根據發達國家經驗，在工業化進程中重化工業占比逐漸提高，導致碳排放快速增長；隨著工業化進程結束，重化工業占比開始下降，碳排放才能達到峰值，并逐步實現碳中和。

目前，我國仍處于工業化中后期階段，經濟結構中第二產業比重仍然較高。2020年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37.8%，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54.5%。第三產業占比仍遠低于65%的世界平均水平。并且，在第二產業中，鋼鐵、建材、石化、化工、有色金屬、電力等高耗能的重化工業占比仍然較高。據統計，高耗能產業產生的碳排放量占據整個工業部門的80%。以重化工業為主的產業體系使得工業減碳面臨嚴峻挑戰。

盡管我國努力推動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調整以重塑工業發展格局，但是，高耗能產業存在鎖定效應和路徑依賴效應，具有巨大的發展慣性，要徹底轉變發展模式是一項長期的系統工程，需要從發展理念、體制機制、規劃和技術等方面進行根本性變革。同時，我國作為全球制造業大國，高耗能產業仍將在經濟增長中發揮重要作用。因此，從源頭上實現能源消費的低碳化替代，實現高耗能產業從“高耗能、高碳排”模式向“高耗能、低碳排”模式的轉型，是從根本上解決碳減排問題的重要路徑。

二、以新能源利用驅動高耗能產業轉移是減排的重要路徑

我國能源資源分布與經濟發展和碳排放存在空間錯配。在“雙碳”目標下，我國將加快構建以新能源為主體的現代能源體系，從源頭控制碳排放。但是，以風能和太陽能為主的新能源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區，電力跨區域輸送還存在一些障礙。因此，有序推動高耗能產業向西部地區轉移，促進能源與產業的協同發展，實現新能源就地消納，是從源頭減排支撐“雙碳”目標的重要路徑。

1.東西部地區具備產業梯度轉移的基礎

我國區域發展不均衡，東西部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和碳排放均存在巨大差異。2019年，東部地區的GDP占比達到54.41%，中部地區GDP占比為24.77%，西部地區GDP占比為20.82%；東部地區碳排放占比為46.02%，中部地區碳排放占比為25.63%，西部地區碳排放占比為28.34%（表1）。東部地區的經濟體量是西部地區的2.6倍，碳排放量是西部地區的1.6倍。從碳排放強度來看，西部地區高于東部地區，但是隨著新能源的開發和利用，該差距會逐漸縮小。

表1 2019年東、中、西部地區經濟總量和碳排放總量及占比

注：東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中部包括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包括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內蒙古、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廣西。

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之間存在顯著的產業梯度，二者之間存在產業轉移的現實基礎。2010年，國務院印發《關于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指導意見》，鼓勵中西部地區依托勞動力、資源等優勢有序承接產業轉移。2016年，國家能源局印發《2016年能源工作指導意見》，明確提出東中部地區加快高耗能產業轉移，支持西部地區實施高耗能產業布局優化工程，提高能源就地消納比例，降低對遠距離能源輸送的依賴。近年來，隨著東部地區加快產業轉型升級，積極布局價值鏈高端環節，加快向外疏解轉移傳統產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層次也不斷提升，重慶、成都、西安等城市已經形成了電子信息產業的集聚。此前的轉移主要是基于土地、勞動力等傳統要素的價格優勢驅動。未來，低碳新能源將成為進一步驅動產業轉移的因素。

2.西部地區具備承接高耗能產業轉移的新能源基礎

我國新能源資源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區。西部地區擁有全國78%的風能資源技術開發量，88.4%的光伏資源技術開發量。西部地區新能源已經進入規模化開發利用階段，成為我國重要的新能源戰略基地，為承接產業轉移，打造低碳生產體系奠定了基礎。隨著風電和太陽能發電具備平價上網的條件，西部地區承接和吸納產業轉移的能源基礎更加堅實。

根據《西部清潔能源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對全國陸地和近海各高度層風能資源技術開發量的統計（表2），西部地區100米高度風能資源技術可開發量達到30.5億千瓦（含低風速資源）。其中，內蒙古西部11億千瓦，占全國比重達到28.25%；西藏6.5億千瓦，占全國比重達到16.51%；新疆4.9億千瓦，占全國比重達到12.63%；甘肅2.1億千瓦，占全國比重達到5.35%；青海1.7億千瓦，占全國比重達到4.46%。西部大多數地區處于太陽能最豐富帶和豐富帶。據相關統計，西部地區太陽能資源技術可開發量達到137.95億千瓦，占全國總量的88.4%。其中，新疆約為42億千瓦，占全國比重達到26.92%；青海34億千瓦，占全國比重達到21.79%；內蒙古西部26億千瓦，占全國比重達到16.66%；甘肅21.3億千瓦，占全國比重達到13.65%；西藏7億千瓦，占全國比重達到4.49%。

表2西部地區12個省（區、市、地區）風能、太陽能資源技術可開發量及占比情況

數據來源：黃其勵，倪維斗，王偉勝，等.西部清潔能源發展戰略研究[M].科學出版社，2019。

西部地區新能源裝機容量和發電量均位居全國前列。截至2019年，西部地區新能源裝機容量占總裝機容量的比重達到23.39%。全國有10個省份新能源發電裝機容量占比超過25%，其中西部地區占了6個（青海、甘肅、寧夏、西藏、內蒙古和新疆），全國風電累計裝機容量超過1000萬千瓦的省區有8個，西部地區占了4個（內蒙古、新疆、甘肅和寧夏）。全國太陽能發電累計裝機容量超過1000萬千瓦的省區有10個，西部地區占了3個（青海、內蒙古和新疆）。青海和甘肅的新能源發電成為省內第一大電源，寧夏、西藏、內蒙古、新疆、陜西等省（區）新能源發電成為第二大電源。2019年，西部地區總發電量27856億千瓦時，占全國總發電量的38.03%；風電發電量2105.2億千瓦時，占全國風電發電總量的51.89%；太陽能發電量902億千瓦時，占全國太陽能發電總量的40.18%。

“十四五”期間，在國家政策的支持下，西部地區新能源的開發節奏將不斷加快。《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建設9個大型清潔能源基地，其中6個布局在西部地區：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基地、金沙江上下游、雅礱江流域、黃河上游和幾字灣、河西走廊、新疆清潔能源基地，這些基地將為高耗能產業提供充足的低碳能源保障。

3.高耗能產業轉移有利于實現全國碳減排與產業空間優化

東部地區高耗能產業向西部地區梯度轉移，能夠推動西部地區充分發揮風電、光伏、光熱、水電等無碳可再生能源的規模化利用，實現東部地區產業升級、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與無碳能源的充分利用，從而從整體上實現東西部地區產業空間的優化，提升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水平。同時，由于東部地區實現了高耗能產業的轉移，對于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消費大為減少，降低了東部地區的碳排放，對全國碳減排將產生巨大貢獻。對于西部地區，通過承接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豐富的風電、光伏、光熱、水電等無碳可再生能源實現就地消納，能夠將新能源優勢轉化為低碳發展優勢，提升經濟發展實力和就業水平，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使得全國經濟資源布局進一步優化。

高耗能產業的轉移，也能有效破解電力跨區域消納的現實難題，促進更多可再生能源的規模發展，為全國碳減排作出貢獻。我國能源生產中心和負荷中心沿著“胡煥庸線”形成了空間上的錯配，西部地區本地的經濟活動對電力的消納能力非常有限，只能通過西電東送進行跨區域消納。但是，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電力的跨區域消納仍然存在較大難度。西部地區電力就地消納能力不足是棄風棄光的重要原因。西部地區的經濟體量只占全國的28.3%，但是發電量占全國的38.03%。西部地區只有廣西和重慶兩個省市需要外調電力，其余均為電力凈輸出地區，其中云南電力輸出量占發電量的比例達到47.69%，貴州、寧夏、四川、內蒙古電力輸出比例超過30%，新疆、甘肅、陜西電力輸出比例超過20%。由于本地消納能力不足，外送通道容量受限，西部地區仍然是全國棄風棄光的重點區域。2019年全國棄風電量169億千瓦時，新疆（棄風率14%、棄風電量66.1億千瓦時）、甘肅（棄風率7.6%、棄風電量18.8億千瓦時）、內蒙古（棄風率7.1%、棄風電量51.2億千瓦時）三省（區）棄風電量合計136億千瓦時，占全國棄風電量的81%；全國棄光電量46億千瓦時，西北地區棄光電量占全國的87%。

三、高耗能產業向西部地區轉移面臨的問題

推動高耗能產業向西部地區轉移既是實現“雙碳”目標的迫切需求，也符合東西部地區產業梯度轉移的趨勢，同時西部地區具備支撐高耗能產業發展的低碳新能源基礎。但是，當前高耗能產業向西部地區轉移仍然面臨諸多問題的制約。其中，能耗雙控制度制約、營商環境較差和產業配套體系滯后是最核心的問題。

（一）能耗“雙控”制度下的發展困境

“十一五”期間，我國提出了單位GDP能耗降低20％的約束性目標。“十二五”期間，又提出了合理控制能源消費總量的要求，但未設定總量控制目標。十三五”期間，開始實施能耗總量和強度“雙控”。實行能耗“雙控”，主要目的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倒逼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實現高質量的發展。進入“十四五”，在“雙碳”目標下直接對減碳提出要求。但是，我國還沒有明確的碳排放總量和強度考核要求，仍然以能耗“雙控”進行考核，通過控能間接控碳。經過15年的發展，我國的能源結構已經發生了較大變化，新能源的比例已經有了大幅提高，尤其是我國區域間的能源結構存在較大差異。按照能耗“雙控”的理念，對水電豐富的西南省份、風電和太陽能豐富的西北省份承接高耗能產業形成了較大制約。

2021年8月12日，國家發改委印發了《2021年上半年各地區能耗雙控目標完成情況晴雨表》的通知，上半年一半以上的省（區）“雙控”目標未能完成。青海、寧夏、廣西、廣東、福建、云南、江蘇、湖北8個省（區）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形勢嚴峻，為一級預警；新疆、陜西、浙江、四川、安徽5個省（區）能源消費總量控制未達標，為二級預警。青海、寧夏、廣西、廣東、福建、新疆、云南、陜西、江蘇9個省（區）能耗強度不降反升，為一級預警；浙江、河南、甘肅、四川、安徽、貴州、山西、黑龍江、遼寧、江西10個省上半年能耗強度降低率未達標，為二級預警。

通過分析，可以發現能耗“雙控”一級預警的省（區）既有以火電為主的廣東、江蘇等省份，其火電發電量分別為75.8%和84%，也有以水電等為主的云南，其水電占比超過80%，火電比例僅為11.87%。云南依托廉價、低碳的水電優勢，積極承接工業硅和電解鋁等高耗能產業的轉移，其工業硅產能約占全國20%，電解鋁產能約占全國10%。云南以低碳水電發展高耗能產業是“高耗能、低碳排”的發展模式。以電解鋁為例，2019年我國電解鋁行業二氧化碳總排放量約為4.12億噸，約占全社會二氧化碳凈排放量的5%。其中，電解鋁消費電力結構中，火電占比約86%，水電等清潔能源占比約14%。每噸火電鋁和水電鋁的碳排放量分別為11.2噸和1.8噸。電解鋁碳排放主要源于火電發電環節的排放，水電鋁的碳排放量較火電鋁降低了83.93%。因此，盡管云南能耗總量和效率未達標，但是卻減少了全國的碳排放，事實上有利于推動實現“雙碳”目標。

此外，能源消耗總量控制制約了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能耗控制總量的指標是以各地經濟總量為基礎，經濟越發達的東部地區能耗指標越多，而經濟相對落后的西部地區能耗指標較少。西部地區承接東部地區高耗能產業轉移普遍面臨著“能耗指標不足”的制約。

因此，在新能源快速發展的背景下，能耗“雙控”能夠節能，但并不一定減碳。如果不根據區域能源結構和經濟發展實際區分對待，反而會導致“一刀切”和層層加碼的現象，阻礙高耗能產業向新能源富集地區的有序轉移，遲滯碳減排的步伐。

（二）東、西部地區營商環境存在較大差距

近年來，在勞動力和土地等要素價格的驅動下，東部地區產業已經開始向西部地區轉移。但是，由于西部地區的營商環境仍然存在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產業轉移的規模和速度。對于企業而言，良好的營商環境如同陽光、水和空氣一樣重要，能夠讓市場主體有可預期的權利保障和公正的監管與競爭環境。世界銀行的研究表明，良好的營商環境能夠使投資率增長0.3%，GDP增長率增加0.36%。因此，一個地區的營商環境直接影響其承接產業轉移的競爭力。

從區域營商環境來看，西部地區遠遠滯后于東部地區。根據全國工商聯發布的《2020萬家民營企業評價營商環境報告》，營商環境最好的10個省市是浙江、廣東、江蘇、上海、北京、山東、四川、福建、河北、湖南。營商環境最好的10個城市是杭州、上海、蘇州、南京、北京、溫州、寧波、深圳、廣州、成都。西部地區只有四川和成都入圍前10強。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發布的《中國省份營商環境研究報告2020》將營商環境分為7級（表3）。西部地區營商環境的評分和等級相對較低，只有四川被評為領先、重慶被評為先進，5個省級行政區被評為落后，廣西和西藏托底。

表3中國31個省級行政區營商環境評價等級分類

總體來看，東部地區最早改革開放，市場化水平相對較高，政府的服務意識很強，法律政策環境透明，營商環境的競爭優勢非常明顯。相比較而言，西部地區的市場化水平較低。政府承擔了許多應該由市場主導的職能，行政干預較多。政策環境不透明，法治化水平低。政府部門之間缺乏協調機制，工作人員思想觀念落后，缺乏服務意識和誠信意識，辦事效率較低。在承接產業轉移的過程中，重招商引資而輕后續的政策落實和服務。東西部地區營商環境的落差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投資者的熱情，進而影響產業轉移的進程。

（三）西部地區產業配套體系相對滯后

由于長期發展滯后，西部地區仍然存在基礎設施落后、產業生態不完整、金融體系不發達等短板，不能很好地滿足產業轉移的需要。

基礎設施落后增加產業運營的資金與時間成本。與東部發達地區相比，西部地區機場、高速公路、鐵路、電信、電力等基礎設施仍然存在較大差距，導致物流等成本增加。通關不便提高了外向型產業的時間成本，成為制約產業發展的瓶頸。

產業生態體系不完整降低了運營效率。企業開展生產活動需要一定的產業鏈上下游配套。東部地區已經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集群和產業鏈，圍繞終端生產企業的產業配套體系完善。產業轉移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西部地區形成完整的產業生態體系尚需時間。因此，企業從東部地區轉移到西部地區投資，往往遠離了原有的產業體系，缺乏必要的上下游配套支持，整體運營效率受到影響。

金融體系不發達導致融資和周轉困難。完善的金融體系能夠為企業提供快捷、低成本的融資以及供應鏈金融等服務。在產業向西部地區轉移的進程中，很多中小企業面臨融資和周轉的問題。但是，西部地區金融市場遠遠不及東部地區發達，尚未形成與產業發展相匹配的金融生態，不能為企業的發展提供良好的金融支持。

四、推動高耗能產業向西部地區有序轉移的建議

推動高耗能產業有序向西部地區轉移，既是我國兼顧“雙碳”目標與經濟發展的有效路徑，也是西部地區將新能源優勢轉化為低碳發展競爭力的歷史機遇。因此，從國家層面應該放開新能源能耗控制，明確以控碳為導向的頂層設計，破除西部地區利用新能源承接高耗能產業的能耗制約。從西部地區的角度，應該內外協同優化營商環境，提升產業配套能力，建設新能源基地，強化承接高耗能產業轉移的軟環境和硬實力，為實現“雙碳”目標提供有力支撐。

（一）由控能向控碳轉變，破除西部地區承接高耗能產業用能指標障礙

工業化中后期的發展階段決定了我國經濟發展還不能完全與能源需求脫鉤，尤其是工業發展仍將拉動電力需求增長。實現“雙碳”目標不能以犧牲發展為代價。因此，要明確“減碳”的核心是控碳，而不是控能。能耗“雙控”只能間接影響碳排放，其控能的效果立竿見影，但是控碳的效果取決于能源的消費結構。需要加快構建以碳排放總量和碳排放強度為核心的直接控碳的考核體系。對于滿足社會經濟發展、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必要用能，不能刻意壓減。而是轉變減排的理念，管好能源供給側，放開需求側低碳新能源的消費。把“減碳”的核心轉移到低碳新能源的利用上來，加大水電、風電、光伏、核能等低碳清潔能源的應用，既能夠保障能源消費的合理增長，又從源頭減少了碳排放。

實現“雙碳”目標是一場“硬仗”，重點要做好頂層設計。加快制定碳達峰、碳中和頂層設計文件，確定碳排放的總量目標。以總量控制為基礎，根據區域能源資源稟賦、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況，確定各個區域以及重點行業的碳達峰、碳中和時間表和路線圖。通過分步實施，有序推進“雙碳”目標，避免出現“一刀切”和運動式“減碳”。

以控碳理念做好頂層設計，放開低碳能源總量和消耗強度限制。為了鼓勵更好地開發利用西部地區的低碳新能源，在設置控碳目標的基礎上，增加西部地區能耗指標，減少東部地區能耗指標，提高西部地區承接轉移能力，壓縮東部地區高耗能產業的發展空間，進一步倒逼高耗能產業由東部地區向西部地區轉移。通過低碳新能源與高耗能產業的空間重組和協同發展，將“高耗能、高碳排”產業轉變成“高耗能、低碳排”產業。這樣既能保持經濟穩定增長，又降低了碳排放。

（二）優化營商環境，加快高耗能產業向西部地區轉移進程

良好的營商環境是加快高耗能產業轉移的催化劑。西部地區在營商環境和產業配套體系方面的短板非常明顯，應加快整合內部和外部資源補齊短板，為產業轉移提供良好的營商環境和配套支撐。

一是復制東部地區發展經驗，以點帶面快速提升營商環境。由于東西部地區發展存在較大差距，僅僅依靠西部地區自身能力，提升營商環境的速度跟不上東部產業轉移的節奏，必須借助外部的力量突破發展的瓶頸。我國已經探索出了以合作區、產業園整體復制東部發達地區經驗，營造全新“小環境”的“飛地”模式，如深汕特別合作區、深哈產業園等。可以結合西部地區的實際情況，以新能源開發利用為契機，以產業規模化轉移為核心，加強東西部地區的協同聯動，建立若干合作區和產業園，使西部地區新能源優勢和東部地區營商環境優勢產生共振，達到“1+1>2”的效果，加快產業轉移的進程，實現合作共贏。同時，西部地區也要以合作為契機，對標東部地區先進經驗，完善法制環境，規范政府行為，提高服務意識，保障投資者權益，全面提升區域的營商環境，為推進更大范圍、更大規模的產業轉移營造良好的軟環境。

二是加快產業配套體系建設，提升承接產業轉移的硬實力。既要充分利用國家西部大開發的相關政策，又要加快對外開放引進多元投資主體，推進機場、鐵路、高速公路、電力等基礎設施的規劃建設，提高基礎設施的便利化水平，提升產業發展的支撐能力。做好產業鏈梳理，通過“鏈長制”推進補鏈、強鏈、延鏈，貫通產業鏈上下游的關鍵環節，逐步形成較為完善的區域產業鏈、供應鏈體系，進一步推動產業的集聚、集群發展，持續提升承接產業轉移的硬實力。

三是強化區域產業聯動，以新的產業合作生態提高發展質量。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要著眼于全局發展，通過產業轉移與東部地區的產業形成聯動發展，以產業項目與東部地區的人才、資本等生產要素以及研發、金融、設計等生產性服務業形成良好的互動。利用東部地區的高端產業資源賦能，培育新產業新業態，提升產業的發展水平，逐步從承接資源密集型和高耗能產業向承接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轉型，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如我國數據中心用電量占比已經達到2%左右，并且仍在快速增長。西部地區要以“東數西算”為契機，依托新能源優勢打造數據中心，并逐步承接數據后臺加工、分析、存儲備份等產業環節的轉移，打造全國數字經濟的重要基地。

（三）打造綜合性新能源基地，強化西部地區承接高耗能產業的電力保障能力

在“雙碳”目標下，產業將向低碳新能源富集區轉移的趨勢將越來越明顯。西部地區具備依托新能源承接產業轉移打造低碳產業體系的優勢。但是，風電、太陽能等新能源具有隨機性、波動性的缺點。因此，西部地區應該加快推進多能互補新能源基地建設，并加快數字技術應用，提高電力保障能力，強化低碳發展競爭優勢。

一是多能互補，加快打造綜合性新能源基地。將新能源開發與產業發展需求相結合。因地制宜，采取風能、太陽能、水能、煤炭等多能源品種發電互相補充，并配套一定比例儲能，統籌各類電源的規劃、設計、建設、運營，打造“風光水火儲一體化”“源網荷儲一體化”新能源基地。明確傳統電源與新能源、基礎電源與調峰電源、源網荷各環節的分工定位，打破各個領域間的壁壘，統籌各類資源的協調開發、科學配置，提高新能源利用率、提升電源開發綜合效益，保障產業發展的電力需求。

二是數字賦能，實現源網荷儲統籌協調發展。充分應用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數字技術，推動新能源基地的數字化、智能化轉型，構建數字化電力系統。開展用能信息廣泛采集、能效在線分析，依托精細化功率預測、優化調度、需求側響應等一系列集成技術手段，以高效、智慧的調度運行體系實現源網荷儲互動、多能協同互補、用能需求智能調控，提高新能源基地的電力保障能力。

注：本文作者為韋福雷，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銀湖新能源戰略研究中心，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