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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能源轉型的大潮之下,各能源領域存在哪些矛盾?
    發布者:lzx | 來源:能源雜志 | 0評論 | 2745查看 | 2020-01-07 16:24:52    

    能源轉型的大潮之下,能源革命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展開,但是基于我國的能源現狀,革命的方向在哪里?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問題呢?


    近年來,能源革命成為熱門詞匯,相關的會議和論壇也密集召開。但能源現實是能源革命不可忽視的前提,結合清華厚德專家團隊的調查、研究與討論,筆者對當前我國能源現實及其問題、能源革命及其走向將做一個“拋磚引玉”式的論述。(在《能源》第131期中,上篇已描述前五大矛盾,本文為下篇后續的五大矛盾,查看上篇請點擊此處)


    一、企業主體過多與能源系統一體化的矛盾


    能源系統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從用途上分為熱力、動力和照明三大部分。不同的能源品種之間,既彼此獨立,又相互關聯;既相互替代,又相互交織。在能源普遍短缺、供給不足的年代,能源領域各個能源品種單打獨斗、奮力前行是可行的,對于緩解能源供給與需求的矛盾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前,國家進入了發展的新時期,能源領域也出現了有些品種產能過剩、甚至嚴重過剩的問題。這時,能源多個品種和用途之間的系統規劃、頂層設計就顯得格外重要。


    比如石油領域,有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巨頭,大部分面向市場終端的產品是相互重合的。在國家能源局層面,對應的是油氣司,其職責是擬訂油氣開發、煉油發展規劃、計劃和政策并組織實施,承擔石油天然氣體制改革有關工作,承擔國家石油、天然氣儲備管理工作,監督管理商業石油、天然氣儲備。


    中石油2019年三季報顯示,受匯率變化、采購成本增加影響,其天然氣與管道板塊銷售進口天然氣及液化天然氣(LNG)凈虧損人民幣217.64億元,比上年同期增虧18.07億元。


    中海油2016年和2017年度過了異常困難的兩年,經過整頓調整,2018年有所好轉,實現盈利500多億元人民幣。但是海上石油開采成本遠高于陸地采油成本,成為中海油應對石油市場價格變化的承受力隱憂。


    中石化盡管營業收入和利潤高于中石油和中海油,但是,全國布局了三萬多家加油站,負債高達萬億元,較高的財務成本成為吞噬利潤的黑洞。


    再比如煤炭領域,煤炭部、能源部解體之后,煤炭行業經歷了復雜的演變過程,形成了國家能源投資集團、中國中煤能源集團、華能集團煤炭板塊、華電煤業集團幾家央企加上分布在山西、山東、安徽、陜西、內蒙、河北、河南等產煤省的若干家大型國有企業及散布各地的民營企業構成的煤炭生產大軍。曾經各自發展,無序擴張,導致產能嚴重過剩,2015年虧損企業占90%以上。隨著后續兩年的去產能,煤炭價格回升,煤炭企業又開始盈利。


    就好比是“蹺蹺板”,煤炭企業一盈利,火電企業又陷入大面積虧損。一些“資源型”城市曾經過度依靠煤炭GDP,一旦煤炭行業不景氣、煤礦去產能或地下煤炭資源枯竭,轉型起來十分困難。


    說到煤,自然緊接著就要說到電力和煤電。2002年底的電力體制改革,將一個國家電力公司分拆為兩大電網、五大發電、四大輔業。接下來的十多年,五大發電各自為了實現“世界一流能源集團”的愿景,跑馬圈地、快速發展,由剛分家時的各自2000萬千瓦左右裝機容量,分別迅速超過1億千瓦。


    2015年5月,五大發電中的中電投與國家核電合并為國家電力投資集團,成為核電三巨頭之一。2017年8月,五大發電中的國電集團與神華集團合并為國家能源集團,發電裝機容量超過2.3億千瓦。老“五大”變成了新“五大”。


    這兩天網絡熱傳的國資委文件《中央企業煤電資源區域整合試點方案》,就是煤電過度擴張、產能嚴重過剩的最好例證。


    文件中指出:“自2016年以來,受煤價快速上漲、煤電產能過剩、市場競價加劇等因素疊加影響,煤電企業生產經營陷入嚴重困難,部分企業連年虧損,資金鏈斷裂、生產經營難以為繼。”,“截至2018年12月末,五家企業所屬燃煤電廠共計474戶,裝機規模5.2億千瓦,資產總額1.5萬億元,負債總額1.1萬億元,平均資產負債率73.1%,其中虧損企業257戶,占到54.2%,累計虧損379.6億元,平均資產負債率88.6%。”


    說到電力,不能不說到核電,本來,如果五大發電都可以投資核電做業主,自然不會非要當冤大頭投資煤電。核電領域,曾經壟斷核電和整個核工業產業鏈的中國核工業總公司,被分拆出去一個中廣核集團,發展成為核電在運行裝機容量最大的核電集團;2006年,又被新成立的一個國家核電技術公司,壟斷了AP1000引進技術的所有權。


    隨著國家核電與中電投合并,且AP1000投入商業運行,現在已然形成了中核、中廣核和國家電投“三足鼎立”的競爭局面,不僅大型核電站各搞各的,就是小型核能供熱技術,也是“尿不到一個壺里”,行業力量難以形成合力。核電與核工業管理體制的改革,更是一個比電力體制改革還要棘手的問題。


    總而言之,企業主體過多,在經濟下行、產能過剩、亟待跨界創新的新時期,與能源系統的一體化、能源產品的標準化和批量化,以及企業運營管理的規模化形成了矛盾。


    二、科研力量分散孤立與跨界融合規模創新的矛盾


    與企業主體過多相對應的,就是科研力量分散。當年在部委改革為集團公司時,一大批國家級、行業級的科研單位留在了企業集團。后來隨著企業集團進一步的分拆改革,科研單位就分流到了不同的企業中。


    再后來,隨著科研事業單位轉為企業化運營的改革,科研單位逐漸轉化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科研型企業,企業生存成為主要矛盾,基礎性、前沿性、前瞻性科研工作自然無暇顧及,至少排不上最高優先。更沒有哪個部門負責牽頭組織,即使組織也很難有協同高效的效果。


    比如電力領域,成立于1951年的中國電科院劃歸到國家電網公司,逼得南方電網又成立了一個南網電科院。1951年在北京起步、1965年遷址西安的西安熱工研究院,歷經變遷,2003年之后由華能集團控股,其他四大發電集團參股。


    起步于1955年的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在中科院、水利部、電力部之間幾番輾轉之后,目前歸水利部領導,還算是保留了公益性研究機構的屬性。


    在核電發展初期,核電建設運行歸水利電力部管理,為籌建蘇南核電站而于1978年成立的蘇州熱工研究院(當時名稱為水利電力部核電科學研究所)隨著電力體制幾番變化,目前隸屬于中廣核集團。


    位于杭州的華電電力科學研究院始建于1956年,2011年,與華電集團內其他科研單位整合為華電集團科學技術研究總院。大唐集團于2013年成立大唐集團科學技術研究院,國家電投于2015年將國核科學技術研究院、中電投科學技術研究院、中電投核電技術中心合并為國家電投中央研究院。國電集團與神華集團合并后,各自的科研單位整合為國家能源科學技術研究院。


    再比如核領域,成立于50年代初,擁有眾多大科學裝置、曾經隸屬于中科院和核工業部的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本來就是國家級的核能與核技術實驗研究實體,核工業部改為中國核工業總公司之后,劃歸中國核工業總公司,1999年對軍工企業拆分改革時,劃歸中核集團。水平猶在,地位不再,十分可惜。


    此外還有聚變研究領域領先的核工業西南物理研究院也是隸屬于中核集團。還有其他幾個核能相關院所留在中科院。如果國家現在籌劃建立核領域的國家實驗室,面對分散在各地和各管理體制下的科研力量,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科研力量分散的缺點是,在前沿科技和研究方向上不能聚焦,不能集中優勢兵力快速出成果。導致各個企業集團各搞一套、自成一體,對于下游制造業而言不能通過批量生產降低成本、積累經驗、不斷優化。對于各個企業集團而言,項目多、效益好時還過得去,經濟效益不好時,龐大的科研實體反而成了成本負擔。


    反觀美國的能源科研,都是由國家能源部支持、以大科學裝置為基礎、執行國家能源政策和方向的國家實驗室。企業可以通過委托科研利用國家實驗室的科技資源,實現國家實驗室和企業集團的雙贏。實在是沒有必要每個企業建立自己的科學研究機構。


    隨著單一技術方向已經開發到極限,未來的科研活動,需要跨界融合,跨域創新,實現成果和產品的規模效應。


    三、電力體制改革分拆激發活力與降低管理成本的矛盾


    對于2002年第一輪電力改革,我們看一下電改5號文中描述的改革總體目標:打破壟斷、引入競爭、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健全電價機制,優化資源配置,促進電力發展,推進全國聯網,構建政府監管下的政企分開、公平競爭、開放有序、健康發展的電力市場體系。


    具體的做法是將廠網分開,重組發電企業。將地方電力企業廣東和海南的電網并入新成立的南方電網公司。其余省級電網并入新成立的國家電網公司(蒙西、陜西以及山西部分電網因為種種原因并沒有進入國家電網公司)。


    原國家電力公司所屬發電資產基本平均劃分到新成立的五大發電企業集團,每家發電集團裝機容量2000萬千瓦左右。還有大量地方投資的發電資產進入后續成立的省級能源集團。電力央企層面,還有三峽集團、神華集團和國家開發投資公司。


    在電改初期缺電嚴重、經濟高速發展時期,企業掙錢容易,矛盾并不凸顯。這個時期,各個企業集團為了提高所謂的精細化、精益化管理水平,總部愈來愈龐大,創造出來的管理活動愈來愈多。


    拆出來的五大發電集團以及其他中央和地方能源企業,跑馬圈地,規模快速擴張,以往各個電廠只需跑到省會城市開會辦事,現在就需要跑北京,增加了不少管理成本。


    再加上各個集團總部及各地分部都需要辦公樓、需要很多的管理職位,就使得“降低電力系統整體運行成本”的初心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2015年推出電力改革9號文,這時本來就已經出現了發電能力過剩的跡象,但還是隨著國務院行政體制改革、下放審批權,除核電和大型水電之外的發電項目審批權下放到省里,結果,各路資本一擁而上,各省各市政府為了招商引資和增加GDP的目的,也紛紛加入大上快上發電項目的“鬧劇”。


    到了經濟下行時期,資本的狂歡盛宴結束,實體經濟進入低速增長階段。實體經濟對于降低用電成本和稅費成本的呼聲變得異常強烈起來。


    本來2015年以來的第二輪改革,針對電網企業的輸配電成本核定、針對發電企業的競價上網和現貨期貨交易,以及實行了一段時間的大用戶直供,就是為了降低實體經濟的用電成本,但是由于在沒有進一步改革措施配套的情形下,電網和電廠成本下降空間已經很有限了,所以才出現了由國務院總理連續兩年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宣布下調一般工商業企業用電電價10%的“不得已而為之”的被動局面。讓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力量的承諾也成為空話。


    現在回顧電力體制改革,唯一能拍胸脯說得出來的成就,就是解決了長期發電裝機容量不足的問題、緩解了長期電力供應緊張的局面,同時實現了村村通電、同網同價,降低了農民和農業的用電成本。


    殊不知,過剩也很可怕,任何一個行業,產能嚴重過剩就等于自殺。更何況,還造成了碳排放飆升、霧霾嚴重、灰渣排放等嚴重的全國性生態環境問題,煤炭資源型城市煤炭過度開采的生態災難和資源提前枯竭的社會問題,以及核電與可再生能源發展受限于上網電量空間不足的矛盾。


    四、電力相對過剩而熱力供應不足的結構性矛盾


    與電力產能嚴重過剩相對應的,是北方地區冬季用于集中供暖、保障百姓溫暖過冬的熱源不足。由于看到了煤電產能過剩問題,也由于國家對世界、對地球做出了碳減排承諾,現在國家層面的政策是煤電到期關停、新建煤電不批。


    另一方面,隨著城鎮化建設的推進,需要城鎮集中供暖的建筑面積快速增加。北方所有城鎮的供熱能力面臨了空前挑戰。


    同時,隨著長江沿線城鎮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的逐步提高,盡管冬季寒冷時間較短,但是也提出了冬季集中供暖需求。盡管存在多種分散式、分布式、分戶供暖的技術,但是,大熱源、大管網集中供暖無疑是最為經濟清潔、能源利用整體效率最高的方式。


    據能源局2017年文件,2016年北方地區城鄉建筑取暖面積206億平方米,其中城鎮141億平方米,農村65億平方米。燃煤取暖面積占總面積的83%。2016年取暖用煤4億噸標準煤,其中散燒煤約2億噸標準煤。成規模集中供暖面積約70億平方米。


    長期以來,發電集團的能力和興趣傾向于發電,因為生產關系簡單,電力直接上網即可。可供熱不同,熱網企業多種體制并存、規模大小不一,收費結算復雜,如果發電企業自營供暖管網,還要直接與最終居民用戶打交道,更是麻煩。


    但是因為冬季出于確保民生的目的,實行“以熱定電”,誰有供暖能力,誰就有了發電上網的優先權,所以,大大小小的煤電廠、燃氣電廠,甚至大型核電廠,都開始轉向熱電聯產。


    燃氣成本太高,除了北京之外,財政補貼乏力。北方大部分核電廠遠離供熱負荷中心。應對燃煤熱電廠到期關停就成為“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的當務之急。這一矛盾,必須客觀面對,必須兼顧碳減排與保民生的雙重任務。如果只是考慮燃煤燃氣,這兩個任務目標是矛盾的,如果考慮核能供暖,這兩個目標就是一致的了。


    五、核的神秘性與普及核能的矛盾


    提到核能或者核電,無論是社會公眾、還是能源領域專業人士,要么不懂,要么恐懼。這是因為長期以來,“核”一直披著一件神秘的、保密的外衣。因為核可以用于核武器,所以大部分人對核的認識局限在原子彈、核武器的層面。


    隨著日本福島核電廠災難被我國媒體高頻度廣泛宣傳,公眾對核電的認識又多了一個“出了事故很可怕”的印象。最近美國HBO推出的五集電視連續劇《切爾諾貝利》,讓公眾又對核電事故的可怕后果增加了誤解。


    就像俗話所說:“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上述媒體信息只是科普了核的負面知識,而忽略了正面知識。筆者經常在科普講座中指出,與其他行業的安全生產事故及死傷人數相比,核領域是最低的行業之一。


    比如,在中國,因為安全生產事故,煤炭行業平均每天都要死亡一人以上,化工行業平均每個工作日死亡一人以上,而核電行業這個數字是零。歷史上的兩次重大核事故也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切爾諾貝利核電廠是采用的第一代技術,有先天設計缺陷,事故的發生有很大的人為原因。


    還有一句俗話說到:“汽車的安全是撞出來的,飛機的安全是摔出來的。”現如今俄羅斯的核電技術經過改進創新,已經成為福島核事故后、在全球核電機組招標中最受歡迎的第三代核電機組。


    日本福島核電廠在地震之后,安全系統已經正常啟動,并安全停止發電運行了。只不過后來的海嘯淹沒了備用的柴油發電機組,導致核電廠反應堆中衰變余熱不能導出,堆芯溫度升高,燃料包殼中的鋯與水發生反應,產生氫氣,氫氣濃度足夠高之后發生爆炸,引發嚴重核泄漏后果。


    所以在核電行業內,福島事件被稱為“災難”,而非“事故”。而中國的主流核電廠采用的是先進的核電技術,再加上嚴謹的安全管理及成熟的核安全文化,核工業界專業人士對中國的核電廠運行安全還是充滿自信的。


    反核人士總是說“萬一”和“一旦”。其實無論在哪里、無論做什么事情,都有安全風險的代價。正常的心態應該是,既要看到風險和預防風險的成本,還要積極看到預防了風險之后帶來的收益。


    核能為我們提供了完全“零排放”的電力和熱能,核反應堆生產出來的放射性同位素,為我們罹患癌癥的親人提供了有效的放療技術手段,也為我們提供了安全的健康檢測技術手段。


    即使是反核人士熱衷的太陽能,其實是來自太陽上的核聚變能,地熱能其實是來源于地球中1800多種核素的放射性衰變能。核與放射性無處不在,關鍵是我們要駕馭好它們,讓他們為人類服務。


    所以,隨著人類的文明進步以及人類走向太空,核能必將成為未來世界的主導能源。各個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競爭,其實都是能源競爭,核能的競爭將成為能源競爭的主戰場。去年十月美國政府出臺的對中國核能技術的出口禁令就側面印證了此觀點。對這一點,中國政府和能源行業的所有決策者和專業人士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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